城郊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明清古街为例

本文构建居民对乡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耦合动力模型,选取居民个人属性与景区经营管理水平两个变量,假设两个变量对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影响显著,以武汉市黄陂区明清古街为例,采用实地问卷和访谈调查,通过数理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感知受自身的性别、居住年限、受教育水平、收入来源的影响不显著,但受居民年龄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景区经营管理水平对居民的感知具有显著作用,并且与对旅游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和整体的感知四个方面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景区经营管理水平对居民对旅游整体的感知具有决定性意义,即较低的经营管理水平会负向强化居民对旅游整体的感知。     

客家文化导向下的梅州旅游景区农朽居民感知与态度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景区当地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Doxey愤怒指数理论,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旅游经济正负面感知、社会文化正负面感知、环境正负面感知及整体感知四大方面分析旅游景区农村居民对旅游发展状况的感知与态度。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处于“融洽”阶段;农村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经济影响感知强烈,对旅游负面经济影响感知也有所认识;居民对社会文化正面感知和环境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但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有所彰显。基于此,分别从政府视角、旅游企业管理视角及个人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郊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和态度分析——以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为例

本文从旅游的经济、环境、社会影响等角度实证分析了石榴红村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开发的感知和态度。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认知和态度:居民对乡村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强于负面影响,对乡村旅游普遍持欢迎态度,处于Doxey阶段理论的初期阶段。但是,因从业人员素质低,认识理念存在差异,管理制度存在缺陷,部分居民开始滋生不满情绪;同时,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程度和层次较低,旅游经营权的产权归属意识不清,因此,有待依据旅游社会交换理论开展有居民参与的深度旅游开发。     

居民对乡村民宿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以海南的5个民宿村为例

［目的］随着乡村旅游在中国乡村生根发芽,民宿成为了很多游客出行的优先选择,民宿的蓬勃发展对社区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社区居民是这些影响的主要承担者。社区居民对乡村民宿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会形成整体的感知,整体的旅游利益感知会影响对民宿发展的态度,态度从而决定社区居民的行为是支持还是反对外来游客进入当地旅游。居民对乡村民宿发展的态度,是决定民宿是否能够在中国乡村持续发展的关键,但鲜有学者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乡村民宿旅游影响进行研究。［方法］文章以海南省5个民宿村的居民为研究对象,以居民影响感知为研究切入点,建立居民影响感知、支持程度、社会距离、社区依恋的关系模型以揭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态度的影响。［结果和结论］（1）社会距离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2）社区依恋对支持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3）旅游影响感知的3个维度对支持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影响调控研究——基于游客感知视角

民族地区发展旅游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但因环境破坏、民族文化蜕变、居民生计等问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普遍下降。旅游影响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以游客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献不足。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实施主体,与旅游影响的产生有密切联系,其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状况关系到他们对旅游的态度与后续行为。研究游客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不仅对推动民族地区居民增收、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该研究以桂、黔两地的3个少数民族旅游区为例,在综合调查基础上,运用SPSS19.0软件,定量研究游客在旅游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影响上的感知异同,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游客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普遍较强,但对3类旅游影响及旅游的正、负面影响的感知上又均存在差异,同时因人口统计学特征不同,游客的感知重点也有差异。文章依此提出民族旅游地提升旅游正面影响、控制负面影响的相应措施与策略。     

农户感知视角下乡村旅游效应及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延安市为例

［目的］近年来,乡村振兴、旅游脱贫等政策背景下,中国乡村旅游开发如火如荼,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乡村旅游地的人地情感关系得以重构。旅游效应是从侧面反映旅游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途径,农户感知的社区旅游效应更具有直观性与代表性; 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内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体的心理认同、喜爱和依恋等感觉,能较好表征农户与社区的情感关系。［方法］因此,以延安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从旅游效应切入,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于麦克米兰（McMillan）及查维斯（Chavis）提出的归属感内涵,分析该发展现状下的社区归属感,并利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辨析乡村旅游效应对社区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子,以期从一定层面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1）研究区旅游效应整体表现为正向,但社区收入分配不均、社会文化氛围变差效应较明显。（2）研究区的社区归属感值与同类研究对比较低,案例地间分异较大。（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各异,居住环境影响城市近郊型旅游地社区归属感,边远景区依托型受社会保障和邻里氛围影响更明显。［结论］总的来说,农户感知的旅游效应较好,乡村旅游通过影响农户对社区地域、社区内人群情感综合体的认同与喜爱决定社区归属感; 相较于经济效应,乡村旅游背景下环境效应与社会文化效应更主导农户的社区归属感。     

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对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黄兴镇为例

本文选择典型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地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对旅游开发后一定时期内的城郊休闲农业旅游所产生的微观经济社会影响进行研究.通过设计经济社会影响感知指标,采用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法调查了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后一定时期内社区居民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对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方式、收入用途、收入效应、就业形势和就业观念等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社区居民收入和就业影响因子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与收入用途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等4个具体因子上,社区居民对4个因子的感知强度有所差别.     

平顺太行水乡景区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

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社区居民感知的视角研究了平顺太行水乡景区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愿望较强,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乡邻关系,但并未引起物价上涨和贫富分化,未干扰居民生活,没有明显导致当地大气污染、污水和垃圾增多。这说明太行水乡景区发展旅游业并未导致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乡村旅游景区农村转移劳动力体面劳动感知的机理分析、实证研究及启示

探索乡村旅游景区农村转移劳动力体面劳动的主观感知,是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乡村旅游业中体面就业的重要前提。研究认为,乡村旅游景区农村转移劳动力体面劳动内涵主要包括经济收入体面感、劳动强度体面感、工作环境体面感、亲缘关系体面感、尊重及自我实现五个重要维度。乡村旅游景区农村转移劳动力体面劳动主观感知的分析表明,乡村旅游产业不仅能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够实现农村转移劳动力体面劳动感知,增强农民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是具有多重效应的幸福产业。为此,提出了增加体面劳动就业机会、激发体面劳动就业主观能动性、优化体面劳动就业环境、健全体面劳动就业制度等启示建议。     

基于游客感知的乡村休闲旅游实证研究——以鄢陵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休闲旅游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文章从乡村休闲旅游产生的原因、推动力及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乡村休闲旅游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发现乡村环境及民族文化是乡村休闲旅游大规模发展的根本原因,而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城乡统筹的高度重视推动了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为促进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文章对游客感知理论进行了分析,旨在从游客的视角出发,指导乡村休闲旅游的开发,运用感知价值的理论对游客的需求进行多维度的具体化分析。以此为基础,文章对鄢陵县休闲旅游进行了分析,从樱桃观光采摘游、花都赏花踏青游、花乡农家游和品陈化店茶游4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对于乡村休闲旅游而言,游客感知价值、游客满意度是保持较高回头率的关键因素。从鄢陵县各版块旅游现状来看,游客从乡村景观、产品服务、基础条件和成本认知等各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满意,游客回头率高,对外推荐度高,推动了鄢陵县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此外,文章还对鄢陵县乡村休闲旅游提出了建议,鄢陵县还需深入挖掘乡村休闲旅游资源的潜力和特色,努力改善乡村旅游地的环境条件以及开发新的旅游路线。     

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以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对乡村旅游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影响乡村旅游综合效率的因素及影响程度,为推动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9年北京市怀柔、平谷、密云、延庆4个远郊区的统计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并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1）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均值为0.950,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平谷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DEA有效;（2）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变化受技术进步变化影响更大,2006—2019年呈现出先增长、再下降的变化趋势;农林水事务支出、观光园与民俗旅游从业人员、人均GDP、农业观光园个数等影响因素均对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人均GDP、农林水事务支出分列前两位。[结论]加快乡村旅游资源整合、持续加大财政支农的投资力度、强化从业人员教育与培训,能够有效地提高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     

城郊型乡村旅游地游客感知形象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以合肥大圩镇为例

[目的]乡村旅游形象是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有效途径。发展乡村旅游对拓展农业功能、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城乡统筹、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方法]选取合肥大圩镇为案例地,基于一手调查数据,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城郊型乡村旅游地游客感知形象与行为意向关系概念模型,探索并验证了游客感知形象维度与结构,并深入分析各形象维度及以旅游体验和满意度为中介变量对行为意向影响的内在机理与关联特征,从而为提升乡村旅游地形象,实现乡村人地关系和谐共生提供借鉴。[结果]城郊型乡村旅游地游客感知形象包含乡土文化与氛围感知、乡村环境与设施感知、乡村产品与服务感知、乡村景观与建筑感知4个维度;各维度对旅游体验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5、0.17、0.38、0.25,对满意度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4、0.17、0.25、0,对行为意向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5、0、0.15、0,旅游体验和满意度对行为意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17、0.63,旅游体验对满意度影响路径系数为0.49。[结论]各变量影响路径系数并不相同,乡土文化与氛围感知和乡村产品与服务感知维度对旅游体验、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高于其他维度,旅游体验和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行为意向,旅游体验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意向。应加大重视乡土文化与氛围感知和乡村产品与服务感知对乡村旅游形象提升的作用,注重挖掘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优势、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和优化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进而有效提升乡村旅游游客满意度。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

[目的]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剖析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问题,从旅游用地、资源产权、服务水平、市场主体、人才队伍以及政策、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方法]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和归纳总结等方法,总结乡村旅游发展的系列成就,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理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前提下提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策。[结果]我国乡村旅游目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较简单、市场主体较散弱、服务体系不完善、政策协同度不高等五大问题;资源与市场合理化配置、满足多样需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生态可持续、多维创新、发展成果共享等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结论]基于高质量发展要求,要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解决用地、消防和产权等长期困扰乡村旅游发展的难题是乡村旅游持续性发展的基石,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是实现城乡主客协调的途径,培育市场主体是实现乡村旅游有效供给的手段,人才队伍建设是乡村旅游实现分享性的路径,优化政策与机制是乡村旅游管理协同创新的保障。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与制约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旅游问题也备受关注。文章以浙江省为例,针对该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特征及制约因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受经济收入、市场现状、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示范效应及财政民生性支出等因素的影响,该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消费观念相对落后、消费动机多元化,消费总量较大、人均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及消费形式多样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培育科学旅游消费观,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旅游消费能力,开发农村旅游市场、完善市场体制,及加强政府对农村居民旅游的支持力度等一系列对策措施,以期促进该省农村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

[目的]通过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研究,以期对重庆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乡村旅游环境质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和乡村旅游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成评价准则层,向下分20个具体指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系统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结果]在评价准则层中,四个部分的权重分布为乡村旅游环境质量(0.465 8)乡村旅游资源开发(0.277 1)乡村旅游社会发展(0.161 1)乡村旅游经济发展(0.096 0);指标层权重处于第一层次的有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0.377 0)、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0.370 8)、乡村旅游扶贫效应(0.350 2)和乡村绿化率(0.326 5)。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为83.50,为2级水平。[结论]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在环境质量、开发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上较为均衡,且有较大提升空间,应重点加强四个部分的协调发展,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环境和资源开发的优化;交通开发难度较大和整体经济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制约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乡村旅游的投资力度,吸引优秀人才,提高旅游就业率成为重庆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 居民幸福感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文章从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构建居民幸福视域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体系。方法 文章基于改进熵值法（Improved Entropy Method,IEM）、决策试验与评估实验室法（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ISM）3种方法组合对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识别影响因素、找出传导路径。结果 （1）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卫生环境、客源市场、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是根源影响因素,产业规模、旅游接待能力、品牌建设是深层影响因素,环境治理、吸纳就业能力、乡村建设、服务设施投入是中层影响因素,生态环境、乡村交通设施、乡村居民收入、信息服务、社会服务是表层影响因素;（3）找到了影响因素开启各要素间影响的3条传导路径。结论 居民幸福视域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点线结合调控的结果,即在改善各关键影响因素的同时,沿着主导传递路径实施对关键结果因素的良性影响。     

扬州古运河旅游生态环境感知研究

古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重点地带,生态环境是保障大运河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关键.本研究从游客感知的角度,研究古运河扬州段的旅游生态环境情况,通过查阅大量文献、结合古运河旅游带实际情况,构建生态环境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对古运河游客与居民生态感知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旅游者对扬州古运河自然环境总体呈正...     

全产业链模式推动我国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研究

[目的]从乡村旅游产业、旅游资源及村民参与等3个层面全面探讨全产业链模式对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期为我国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文章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查阅资料法,分析研究2012~2016年间我国乡村全域旅游的发展趋势、全产业链模式及其在旅游上的优势以及全产业链模式对我国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结果]2012~2016年,我国乡村旅游业年接待游客人数、营业收入及受益农民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增幅分别为425%、375%及213%,增幅巨大。全产业链模式使乡村旅游产业得到融合发展,产业链进一步延长,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使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规模,实现全区域协调共同发展,推进该地区旅游资源整合;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和升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村民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改造自家住房结合当地特色兴建民宿,参与本村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这也是推动全民参与旅游业的一种形式。[结论]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已进入快速发展期,年接待游客量、营业额和受益农民都在快速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在乡村全域旅游中发展全产业链模式,对于旅游产业增值和产业融合、各环节无缝对接和旅游资源整合以及调整农村产业构造和优化产业升级、推动全民参与经营等都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和壮大,值得进一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