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旅游背景下大连市发展乡村旅游的SWOT分析

本文首先对大连市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接着重点阐述了大连发展乡村旅游的类型,最后提出了推动大连乡村旅游发展的具体措施,应在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深入挖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在加强营销力度的同时,努力打造知名旅游品牌。     

四川省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四川省乡村旅游经营模式相对落后,游客来源主要依靠周边的传统自然景区,乡村旅游景点或景区尚未形成能够独立发展的经营局面。文章结合实地调研,对四川省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根据顺应空间结构现状、区域利益统一化、综合考虑交通条件等优化原则,从构建"以点带面"空间发展格局、突出传统旅游区的节点作用及优化交通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匹配等方面提出了四川省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策略,以期为四川省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大连市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初探

阐述了构建合理的旅游空间结构对大连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大连市旅游系统进行空间结构分析,得出了其旅游空间布局不平衡、旅游中心地体系不健全、旅游发展互动性不强等问题;提出了大连市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的5种途径:加强各旅游区的空间合作、构建一体化的旅游圈、构筑便捷畅通的旅游交通网络、构造结构完善的旅游空间格局、统筹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     

山西省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

[目的]梳理山西省乡村旅游资源类型,精准定位和挖掘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和推动山西省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方法]文章对山西省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整理和分类,建立乡村旅游地的矢量数据,借助ARCGIS软件和空间分析模型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分异性,并借助地理联系率探析其与经济、景点、历史名村等多因子的关联程度。[结果]（1）山西省乡村旅游地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点,形成了明显的“一核两带”的集聚态势。一核即以阳泉市为中心的核心集聚区,两带即沿太原—晋中—吕梁的晋中集聚带,以及沿长治—晋城—临汾的晋东南集聚带。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地特点将其分为自然景观类、风俗文化类、特色农业类3类,数量分别为72个,69个和133个。（2）区域层面上,临汾市市自然景观类居多,晋城市以民俗文化类为主,太原市以特色农业类最多,晋中市、阳泉市2市种类分布较均匀,表现为多元化发展趋势。3类乡村旅游地均呈现一定的集聚分布态势和区域分异性,其中,自然景观类区域分布相对较均匀,且呈现多点的高核密度集聚态势;民俗文化类乡村旅游地主要分布于晋中和晋西南地区;特色农业类主要分布于经济、交通、人口等条件均较优越的中部地区。[结...     

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的实证分析

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方法,结合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呈不均衡状态,造成不均衡状态的主要因素有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旅游发展水平。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城镇化水平、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旅游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的作用最为显著。最后,针对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特征提出了优化与提升建议。     

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乡村旅游产业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生态环境受损、利益分配不均等原因,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冲突。文章重点分析了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并构建出"地方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企业-当地居民"等主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策略选择受监管成本和非保护性开发造成损失的综合影响,通过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能够提高企业采取保护性开发策略的概率;通过完善乡村旅游开发的全流程监管机制,增强当地居民的合法利益保障,提高当地居民的参与度,有助于建立对旅游企业的多方监督机制,实现乡村旅游开发的有序推进和整体效益的提升。     

基于演化博弈的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机制研究

［目的］企业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参与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扶贫问题,发挥企业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由于外部性问题,政府行为对乡村旅游扶贫最终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客观上要求政府给予相应支持和规范,以更好发挥企业的扶贫作用。以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关系分析为基础,构建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 从政府监管角度,模拟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过程,分析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探索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1）政府监管行为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实质扶贫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政府严格监管的强度。（2） 要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性扶贫策略,政府的支持措施要有力度,并保持严格监管的强大压力,对虚假扶贫的处罚要到位,解决企业在扶贫中的盈亏问题。（3）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扶贫过程评估机制和事后审计机制,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政府应发挥市场监管作用,保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结论］（1）获取足够多的收益是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基本条件,而政府足够强的监管则是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扶贫的关键。（2）针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难点,政府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实质扶贫的激励机制,加大对虚假扶贫惩处力度,培育企业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优化企业介入环境,以提升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效率。     

民族贫困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以渝东南地区为例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贫困山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贫困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对掌握当地乡村旅游空间发展规律、存在问题,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采用GIS技术、网络拓扑分析法和点—轴系统理论,分析了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和优化路径。[结果](1)区域尺度上,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总体分布不均,开发不充分,呈现中部—南部—北部依次递减的格局;休闲观光类处于主导类型,资源类型开发不充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2)县域尺度上,6区县间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明显,酉阳领先于其他区县;(3)空间关联方面,β指数为1. 01,γ指数为0. 34,Ai指数的平均值为76. 21km,平均径路长平均值为9. 28,表明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交通网络的连接度、通达度整体偏低,路网密度低;(4)结构优化方面,构建了渝东南"三级节点、两级轴线、两大板块"的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系统。[结论]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开发不平衡、不充分,应尽快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充分挖掘整合特色资源,培育打造"点""轴""面"相结合的旅游空间体系,实现区域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助推当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重庆市乡村空间结构及驱动力研究

[目的]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为了促进重庆市城镇化的发展,对乡村空间结构进行整体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法]文章利用数据统计法和文献查阅法对各区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利用Arc GIS软件分析乡村空间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指数,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重庆市乡村空间结构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重庆市山地类型的居民点面积占到56. 4%,丘陵面积占37. 5%,平坝所占比例为6. 1%;大渡口区和南岸区村庄密度最大,分别为0. 31个/km2和0. 39个/km2,分布密度从内而外逐渐减小;重庆市乡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包括地形因素、交通条件、城镇化水平和耕地因素等。[结论]重庆市乡村空间分布呈聚集分布,其分布特征与城乡距离有关。为了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建议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乡村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乡村空间布局进行优化重组,为我国乡村空间结构的规划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连市海岛旅游快速发展途径研究

随着海洋资源日渐枯竭,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海岛乡村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困境。海岛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海岛经济、增加渔农民收入、满足渔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手段,是海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本文结合实地调研,探讨大连市海岛旅游快速发展的途径,对推动海岛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实践指导和借鉴意义。     

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景点空间结构的计量地理分析

[目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成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为了探究其开发与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以山西省489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为研究对象。[方法]运用最近邻指数、基于Ripley’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核密度分析等GIS空间分析和计量地理方法,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定量测度。[结果](1)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呈中部和东南部密集、其他区域稀少的分布特征;(2)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景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有所不同,并在37km处聚集强度达到最大;(3)核密度分析显示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南部分区,而北部和西部密度相对较低,一级热点区包括太原-平遥热点核心区、晋城热点核心区和阳泉热点核心区。[结论]根据研究结果将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划分为晋北和晋西2个单核心均衡发展区,晋中和晋东南2个多核心不均衡发展区,研究结论对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进一步规划开发和管理有重要的参考、借鉴和指导意义。     

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目的 探究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为该省乡村旅游多样化发展和空间格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筛选湖南省的2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乡村旅游点进行类型界定和划分,然后分别采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方法,从全省、地级市、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地综合分析。结果 （1）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可以划分为4个类型,包括自然景观类、休闲度假类、特色农业类、民俗文化类。其中休闲度假类比例最大（31.52%）,其次是民俗文化类（30.80%）,自然风景类（19.57%）,特色农业类（14.86%）。（2）湖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整体呈集聚状态,形成以“长沙—湘潭”为核心的“常德—长沙—湘潭—衡阳”主体集聚片区,重点分布在为以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以及以长沙和株洲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周围。5A景点、水系分布、道路交通、中心城市、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均对其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3）湖南省4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点也均表现为明显的集聚分布,但是集聚态势各不相同,以特色农业类集聚程度最高,民俗文化类和休闲度假类次之,自然景观类集聚程度相对最低。各类型在地级市的分布相对均匀,每个区域仍有各自的特色旅游类型。结论 湖南省乡村旅游点分布整体呈集聚态势,且乡村旅游类型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首先要明确自身特色,做到精准定位。其次各类型协同发展,目前湖南省休闲度假类乡村旅游发展较快,需要严把质量关;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可以深入挖掘,尤其是湘西、张家界和怀化3市区等。此外积极推动高级旅游景区建设,完善湘西南地区的交通体系等,进一步推进湖南省乡村旅游的协调健康发展。     

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

[目的]探索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特征,明晰其影响因素,以期能为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的优化,促进京郊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以京郊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和乡村民俗旅游村为研究对象,使用计量地理学模型和ArcGIS 10.2空间分析软件,从空间分布范围、分布集中程度、分布均衡程度、密度分布特征等方面对2010—2020年京郊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其次,借助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等3个一级影响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气候舒适度等15个二级影响因素对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京郊乡村旅游地的重心变化较为稳定,均位于昌平区范围内。标准差椭圆的形态变化幅度不大,椭圆方位基本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分布,长轴呈“减小—增大”的过程,短轴变化平稳。（2）京郊乡村旅游地在京郊各区内部的空间分布呈显著的集聚分布、不均衡分布特征。（3）京郊乡村旅游地的高密度分布区数量逐年增多并呈连片拓展,逐渐形成以昌平、怀柔为双高密度核心区,密云、延庆、大兴多个高密度连片区并存的空间格局。（4）海拔高度、旅游收入、A级旅...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及结构分析

[目的]分析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探析重点村的结构类型及分布规律,以期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选择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模型和ArcGIS分析软件,对西南地区2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空间分布特征的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旅游产品结构和类型进行梳理,综合探讨其空间结构异化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和空间数据叠加法综合剖析其内在的分布规律,并提出相应发展策略。[结果]（1）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表现为“核心—边缘型”集聚形态;集聚核心包括贵州片区、西藏片区2个高密度区,以及重庆、四川2个次密度区;（2）重点村类型以民俗文化类最多,占比44.0%,其次是自然风景类和特色农业类;从省域层面来看,重庆以特色农业类居多,贵州以自然风景类为主,四川、云南和西藏重点村类型相对均匀;（3）区域GDP值、国家5A级景点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数与重点村分布的地理联系率L值分别为99.76、99.85、99.86,空间关联程度紧密;（4）重点村分布具有沿地势起伏较大区域和河网区域集中分布的趋势,并集中分布于GDP较高区、省会城市...     

地理大数据视野下京津冀乡村旅游空间类型区划研究

[目的]随着农业多元化进程,在乡村地带出现的旅游产业空间具有独特的发展特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过程中,城市群建成区之外的乡村地带是协同发展的重要阵地,休闲旅游是其重要的产业抓手。京津冀乡村旅游类型特征和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规律和特征,这种规律和特征对指导乡村地域规划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实践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是大数据与传统旅游地理学方法的结合,利用网络数据采集手段抓取所有乡村旅游数据,通过地理信息技术提取属性信息,依托统计分析工具将乡村旅游点进行聚类划分,并以空间因子解释刻画乡村旅游空间类型。[结果]通过地理空间大数据的方法对京津冀乡村旅游空间进行区划,12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剔除了平均温度、人口密度、GDP等3个指标,其余指标可划分为3个主成分。3个主成分对乡村旅游点进行空间聚类与合并,可形成4类空间。[结论]乡村旅游本底条件、配套设施条件、客源吸引潜力是京津冀乡村旅游空间区划的维度,京津冀乡村旅游可划分为近郊游憩型、景区集聚型、农业休闲型、山野/原野度假型等类型。每种类型在与城市的距离、立地属性、交通条件、旅游资源、游憩机会等方面有各自特征,具有不同的集聚规律。     

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地理集聚状况、地理联系程度、发展等级分异,以准确把握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259个乡村旅游特色村、100个休闲观光园区、82个生态旅游示范镇为研究样本,结合数学计量方法和GIS技术,综合运用基尼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估计值、乡村旅游等级发展指数,对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河南省的乡村旅游地类型丰富,按所占比例依次为山地景区旅游带、过渡区旅游带、市区边缘旅游带、小规模旅游带4种类型。(2)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趋于集聚,总体呈现出中西北部密集,东南部稀松的分布特征,地区间发展分异明显,且乡村旅游地与地区经济、人口要素匹配性高。(3)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多核心带动型,发展等级豫北最高,豫中次之,豫南和豫西居于中间,豫东因缺少核心带动城市而成为全省低谷地区。(4)人均GDP、人口密度、城乡人口结构、国家景区依托、公路铁路干道交通、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程度高,且与国家A级景区分布高度吻合,应注重打造乡村旅游与A级景区建设的协调发展机制,打造"大旅游"片区;同时高集聚分布也代表着乡村旅游地发展等级空间分异明显,应围绕豫东、豫南打造核心城市,以弥补发展短板。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与乡村振兴关系研究

[目的]探究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和空间特征,分析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对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指导意义。[方法]文章利用GIS技术定量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空间分布模型探究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利用地理联系率探析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的配合度。采用回归模型从整体上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分析,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结果]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具有4种类型,农事体验类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43.46%,乡村文化类所占比重最低为2.30%。乡村旅游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市4种乡村旅游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都呈现集中分布, 4种类型的景点与人口和经济的配合度较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县级以上文明村和乡镇占比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均衡关系。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外,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仅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低度相关性,不同经济区相关系数差异较大。[结论]综合以上研究结果,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既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表明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对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拓展乡村旅游类型,提高乡村文化类景点的数量和比重,促进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不同经济区乡村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