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入"公平博弈"的委托-代理模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贡献

本文通过将Rabin(1993)提出的"公平博弈"概念植入现有委托一代理模型,获得一个考虑了代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性行为的新委托一代理模型.由该模型给出来的最优委托一代理合约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委托一代理最优合约更高的利润水平.研究发现,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模型中的最优合约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新模型可以解释企业人性化管理和许多有特色的人性化企业文化的形成.本文是行为经济学与现有激励理论相结合研究的一种初步尝试,是运用行为经济学原理重建信息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原创性工作.     

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模型：物质效用与动机公平的替代

本文通过将Rabin（1993）提出的同时考虑了物质效用和“动机公平”的效用函数植入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获得一个代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性行为的新委托-代理模型。由该模型给出来的最优委托-代理合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委托-代理最优合约更高的利润水平。该研究改进和完善了蒲勇健（2007）的结果。与蒲勇健（2007）的研究相比，我们发现在同时考虑了物质效用和“动机公平”的情况下，非理性代理人的行为更加复杂，他会在公平与自利之间寻求平衡。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模型一般会存在解。     

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模型:物质效用与动机公平的替代

本文通过将Rabin(1993)提出的同时考虑了物质效用和"动机公平"的效用函数植入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获得一个代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性行为的新委托代理模型。由该模型给出来的最优委托代理合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委托代理最优合约更高的利润水平。该研究改进和完善了蒲勇健(2007)的结果。与蒲勇健(2007)的研究相比,我们发现在同时考虑了物质效用和"动机公平"的情况下,非理性代理人的行为更加复杂,他会在公平与自利之间寻求平衡。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模型一般会存在解。     

科林·卡默勒对行为和神经经济学的贡献——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科林·卡默勒是美国著名行为与神经经济学家。他针对系统性地违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把人的社会性以及经济决策的脑神经机制引入经济学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和修正。他也创造性地论证了S型效用函数,提出了认知层级理论、经验加权吸引力学习模型,构建了社会偏好理论和行为博弈论,并揭示了动机、激励、学习效应和价值计算的心理和脑神经加工过程。他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应用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是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目前经济学科中最有活力且相互融合的两个研究领域。作为这两个领域的开创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史密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分享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成为人们预     

决策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辨析及其逻辑演进

决策理论在传统上属于管理学范畴,但是它也应该属于经济学范畴。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分支,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理论,都对决策理论作出了贡献。然而,关于决策的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还没有出现,决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理论基础、方法论、学术观点、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上作出努力。     

论“互惠性”假设对“经济人”假设的非理性冲击——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互惠性偏好是行为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现实性的挑战。借助于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通过互惠性假设下与＂经济人＂假设下的博弈均衡解的对比分析可知,新古典体系中的最优契约均衡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互惠性行为下的经济收益可以大于自利性行为下的经济收益,经济个体可以通过经济行为的调整与分配机制的变更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并促进组织利益、群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扩张。研究表明,长期在经济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经济人＂假设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实践性日渐衰退,包括＂互惠性＂假设在内的非理性假设存在着较高的现实意义。互惠性理论的提出不仅动摇了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也促进了管理理论与管理行为的变革。互惠性理论从一个侧面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巩固了行为经济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卓越性地位。     

行为委托-代理激励新模型及分析框架

标准委托-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沿袭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经济人、偏好不变、预期效用等基本假定,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悖论。本文从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挑战出发,对标准委托-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中代理人完全理性和风险规避等基本假设所带来的缺陷进行了系统分析,探究了如何利用期望理论的价值函数替代期望效用函数、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来构建新的委托一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新模型和框架考虑了代理人的心理特征和非理性行为,将增强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对现实制度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委托——代理关系中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利用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政府官员（代理）与公共权力的授予机构（委托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为了解释腐败产生的原因，通过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模型集中分析了代理人的选择问题，该模型是根据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基本观点构建的，依据该模型分析得若干结论，这些结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腐败问题。     

公平偏好对员工努力水平的影响——基于行为经济学观点的实证分析

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的一些实验研究显示,对收入公平性的判断是影响参与人的行为和分配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保险代理人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信度分析和回归分析,讨论了公平对待与员工努力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平对待与员工努力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这一点并不被传统管理者所重视。进一步得出结论,基于公平偏好的激励机制是改善员工的工作努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从博弈分析看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当一个组织内的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时，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是改善组织管理中的激励规则，使每个雇员在追求自我利益时恰好实现组织的激励目标。本文通过委托-代理的静态与动态模型来分析监督成本与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收益关系，提出改善意见。     

从博弈分析看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当一个组织内的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委托一代理关系时,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是改善组织管理中的激励规则,使每个雇员在追求自我利益时恰好实现组织的激励目标.本文通过委托-代理的静态与动态模型来分析监督成本与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收益关系,提出改善意见.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及其应用

行为经济学作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随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国际经济学界迅速崛起。那么,行为经济学在哪些方面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修正,其理论贡献有哪些,其主要观点是什么,又有哪些应用和发展？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体育赛事“停摆”中的经济学——基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视角

罢工实际上是一种所有工会会员拒绝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做法。本文以劳资双方博弈为切入点,以信息不完全为基本假设前提,就近期体育界频发的球员罢工事件为实证案例,分别分析了劳资谈判中爆发工人罢工的理论解释,并在信息经济学的范围内阐述了罢工理论的合理性。     

国有银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一个不良贷款抑制的新视角

据现代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委托-代理问题是现代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是国有银行存在的问题.其产生的基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条件是信息不对称,原因是利益不一致.也就是说,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上,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上的不一致,代理人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有利条件,为自己而不是为委托人来谋取最大化利益,从而有可能对委托人的利益造成伤害或造成效率损失.有效解决国有银行委托-代理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设计科学的委托-代理机制,并通过该机制抑制不良贷款的再生.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

长期以来,经济学就被广泛地认为是一门非实验的科学。似乎经济学研究只能借助于对真实经济生活的观察,而与可控的实验室实验无关。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把人看作是受利己心趋动的、有完全的理性决策能力的同质经济人的这种理论假设,在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

行为经济学表明,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选择会系统偏离理性。文章提出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个体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的同时,必须考虑他人的选择。行为经济学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界限。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学结合起来,修正了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不仅仅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贡献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卖官”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卖官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卖官者卖官或供给官职,除了当官者拥有择官权以及现行的监督与惩罚手段相对滞后以外,还有就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以及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调。因此,在治理卖官现象时要不断强化反腐败的制度创新,推进社会文化意识创新、利益分配制度创新等等,从总体上扩大卖官成本,减少卖官利润,以遏制卖官行为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