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状况

2003年因“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责任政府的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温李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的解读,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发展现状作出分析。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在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责任和构建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趋势之一.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诸多问题并造成了不良后果.本文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内容、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以及完善进行了阐述.     

关于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1978--1989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党政职责不明、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1982年宪法有关行政机关领导体制的规定在操作层面一直没有得到详尽表述。鉴于目前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行政机关领导体制应该是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与行政正职合一,实行“党组（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正职主责制（或行政分工负责制）”。     

浅析我国行政首长责任缺失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如果行政首长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就应该负相应的责任.在我国政府管理的实践中,行政首长责任缺失现象比较严重,而针对行政首长责任缺失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大多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从行政学角度,对行政首长责任缺失的涵义、特点以及治理对策等进行系统研究.     

电视问政：行政问责的新形式

我们通常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目前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从该角度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探究。该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问贵制的方式进行探讨——从问责的时间角度,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事前问责与事后问责,由于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论出于何种角度都是着重于事后问责,因此该文将重点分析事前问责的意义及其方法。     

电视问政：行政问责的新形式

我们通常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目前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从该角度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探究。该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问贵制的方式进行探讨——从问责的时间角度,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事前问责与事后问责,由于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论出于何种角度都是着重于事后问责,因此该文将重点分析事前问责的意义及其方法。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文化生态建设

不久前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激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人们持续的评议与声讨中,这一事件终于渐趋冷却,慢慢退出了公众的视线,然而,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还将延续。     

中国行政问责客体范围探析

行政问责客体是行政问责制要素之一,即向谁问责。只有厘清行政问责的指向对象,在实际操作中才能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功能,践行行政问责的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的制度。以行政权力为主线进行解析,界定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确定行政问责客体构成要件,以此来分析中国行政问责客体属性及简要的分类。通过对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的分析、界定与分类,对行政问责理论构建与实践运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中应答机制的分析

本文在提出行政问责应答机制的概念后,从它的六个维度(即应答主体、应答条件、应答内容、应答时效、应答方式和应答程序)出发,对我国当前已颁布的省市级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了规范分析,提出了一些完善行政问责应答机制的建议.     

从法律的视角重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从某个意义来讲应属于责任政府建设之题中之意。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研究,学者们也不遗余力的为其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行政问责制仍然有诸多问题差强人意。除了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完善外,缺乏法律的规范也是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并试图为其构筑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     

从法律的视角重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从某个意义来讲应属于责任政府建设之题中之意。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研究,学者们也不遗余力的为其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行政问贵制仍然有诸多问题差强人意。除了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完善外,缺乏法律的规范也是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并试图为其构筑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内部控制

三鹿奶粉事件的出现,不管是时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都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究其根源,是三鹿集团自身内部控制缺失的体现.本文将针对内部控制的缺陷,从两个方面提出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的对策.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内部控制

三鹿奶粉事件的出现,不管是对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都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究其根源,是三鹿集团自身内部控制缺失的体现。本文将针对内部控制的缺陷,从两个方面提出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的对策。     

经济责任行政问责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2013年9月,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2015年7月又推出了《湖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这是实践中对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的积极尝试。文章将从理论上通过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对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做另一种积极探索,以期厘清经济责任行政问责的内涵,还原其宏观的委托代理和问责链条,并从中找到一些启发。希望这一探索能对推动我国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实践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一些理论支持。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机制

从“非典”危机中启动“官员问责”开始,近年来,我国加快了问责制度建设,各地相继出台了问责办法,涉及行政首长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和机关人员问责等,有效推进了问责制度建设。笔者收集、研究了各地的问责制度,发现这些制度层次不一、差异较大,存在着一些不足：有的制度定位不够准确;有的问责范围或太过宽泛或太过狭窄;有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有的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实践中难以操作等等。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及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作为敦促行政官员依法办事、提升政府权威与公信力以及回应社会舆论社情的重要方式,行政问责业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重要方式。但不可否认,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日渐暴露出种种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问责立法缺失、行政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要素内涵界定模糊以及问责文化乏力等方面。文章基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样态,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明确问责要素、推进问责立法进程、规范行政问责程序以及提升问责意识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行政问责制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机关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国家赔偿责任

全国因三鹿毒奶粉患病的婴幼儿高达30万,法院一纸文书宣布资产已为负的三鹿集团破产,按照破产程序的法律规定受害婴儿及家庭不能及时得到相应赔偿。政府在食品领域推行的食品免检制度是公然放弃了其应履行的监管义务,是严重行政不作为的表现。此外,公众基于对食品安全信息的不了解而对政府行政行为产生的信赖导致自身合法利益受损,政府应该对信赖该行政行为的百姓给与相应的赔偿。     

从三鹿奶粉事件谈企业名牌战略的实施

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其实就是品牌的竞争,所以名牌已经成为企业经济实力和整体竞争能力的标志。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实施名牌战略,提高产品品质,重视服务质量,加强危机管理,增强企业名牌的自我保护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