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系、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在政治关系影响下民营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问题。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由此引发过度投资问题;在考察政治关系强度对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的影响时,研究还发现,不同层级的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拥有省级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本文对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首先构建关于民营企业相互竞争的寡头市场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2010-201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且产品市场竞争在政府补助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低频数的政府补助、中等额度的政府补助、竞争性行业、没有政治关联、硬约束补助等样本中更加明显.上述结论为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开辟了来自政府补助异质性层面的视角,为产品市场竞争作为政府补助影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实现渠道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对于地方政府更好地优化财政资源的分配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预算软约束的成因与国有企业改革

目前,对于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学界尚未取得统一意见,在已形成的观点中,对这一现象只是有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解释。预算软约束理论的描述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预算软约束会导致国有企业存在高负债情况,经济运行效率低,降低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国有企业的改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分离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增加企业再投资申请成本。同时,加快改进政府的经济职能。     

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企业预算约束硬化

行政性进入壁垒保护下的企业实际上是行政性垄断企业。除了公有制本身会导致这些企业出现软预算约束外,行政性进入壁垒的设置与政府管制会强化预算软约束,即这类企业在亏损时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救助,企业的冗员更不容易释放。而拆除或降低行政性进入壁垒、引入竞争者或允许行业竞争,有助于硬化行政垄断企业的预算约束。     

预算软约束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证券市场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股价能反应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而中国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使股票价格与公司的真实价值相脱离。导致股市预算软约束的因素有政府的隐含担保、股权结构和投资主体的软约束等。为了要保证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必须消除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     

政府补助对不同产权上市公司创新影响差异性的研究

近年来,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国有股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与政府具有天然紧密的联系,如何在国有民营企业之间进行政府补助的分配,最大限度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对国民经济起着重大作用。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判断我国政府补助与国有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产出、可持续性这三个维度的关系;接着将A股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企业进行对比,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产出和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优于国有企业。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政府对国有民营企业在享受政府补助后,在创新方面创造的价值进行对比,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补助政策、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R&D预算软约束与政府R&D投入制度改革

源于研究与开发(RD)特征的道德风险型软预算约束,与源于沉没成本的非道德风险型软预算约束,使政府资金配置存在低效率。在硬化企业RD预算问题上,政府资金投入方式改变是关键,即政府资金多主管部门分散投入的点对点式,到基于投资平台的点对面方式的转变,是政府资金投入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     

制度环境、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以2007-2009年在沪深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制度环境、政治联系如何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落后、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民营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越大。在考虑企业家政治背景后发现,政治联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特别是在制度环境较差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效应更显著。这表明,政治联系是制度环境不完善条件下的一种替代机制。     

政府补助、投融资约束与企业僵尸化

僵尸企业丧失活力但仍然存续,对国民经济效率具有严重的不利影响,清理僵尸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步骤。政府补助与僵尸企业形成的关系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基于企业面临的主要约束类型,本文将企业划分为缺乏投资机会的投资机会约束企业和缺乏资金来源的融资约束企业,以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约束类型下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更多拨付给投资机会约束企业而非融资约束企业;政府补助是企业僵尸化的推手之一,但仅在投资机会约束企业中显著;专用于扩大企业融资的融资补助对于投资机会约束企业僵尸化的作用较政府补助总额更为显著;政府补助总额与融资补助均未起到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僵尸化的作用。在控制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替换代理变量、滞后补助变量和对亏损企业样本僵尸化进行讨论的稳健性测试中,结果仍然显著。本文为政府补助与僵尸企业形成问题提供了企业面临主要约束这一异质性视角,并基于补助错配问题,提出优化政府补助政策与解决企业僵尸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预算软约束与我国上市企业代理问题

本文利用2007-2011年我国36个行业的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预算软约束对企业代理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将显著提高代理成本;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还对债务融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作用产生了影响。在加入预算软约束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交互项后,发现企业的债务治理效用的大小与预算软约束程度紧密相关;在将样本按是否存在预算软约束划分后,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用只存在于没有预算软约束的样本组中。     

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中的软预算约束讨论

研究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提出通过消除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体的角色、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和分散型银行结构等对策来硬化我国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指出应利用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制的时机，采取配套措施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问题，从而更好的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面改革。     

银企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分析银企关系、政治联系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我国2006—201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这些企业的高管是否曾经或现在在金融机构任职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银企关系,以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是前任或现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联系。研究发现银企关系、政治联系均显著地正向影响了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融资约束越高,政治联系的投资效应越明显,而在低市场化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投资效应也更显著。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银企关系、政治联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预算软约束与国企改革

本文主要对转型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现象以及成因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分析了预算软约束对国企改革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基于该现象成因对如何硬化预算软约束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对国企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转型经济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对于其自身发展和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及政府庇护,与此同时,政治关联也会给民营企业带来冗余雇员、投资等人力和资金方面的压力。只有正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利弊,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合理利用政治关联,才能使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自身的企业发展还是创新活动中能够长期健康良好地发展下去。     

软预算约束理论综述及其现实意义

“软预算约束”概念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研究的兴趣,西方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在众多经济学前沿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且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现实中的诸多现象。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必然存在着诸多的软预算约束现象,文章探讨了如何利用软预算约束理论以硬化预算约束。     

探析企业因素、金融结构对我国企业财务约束的影响

政府在帮助解决企业的资本约束时，着眼点应该主要放在企业自身因素上，根据不同的产权安排和企业规模制定相应的方案，尤其要注意解决中小型非国有企业长期投资时的银行贷款预算软约束问题。     

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企业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获得政府补助高的企业,低政府补助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出口信号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来自民营企业的证据

融资约束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协同两个角度分析了出口信号对民营企业外源与内源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利用1997-2009年的民营企业数据,使用出口距离作为衡量企业出口的工具变量,发现释放出口信号的企业,外源和内源融资能力相比非出口企业更强,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本文认为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布局下,政府应当全面支持和促进市场化的进程,积极解决国有企业和政府相关机构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利用更全面的信息协助银行等金融部门合理配置投资资金;鼓励有出口能力的企业通过释放良性的出口信号,缓解企业外援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促进企业能够通过内源融资实现持续经营。     

中国地方政府非正式财权研究:“逆向软预算约束”观察视角

在正式体制内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巨大缺口的压力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相对“软化”的制度约束环境,激烈的政府间竞争和政绩显示需要加剧财政收支缺口压力,这使得地方政府突破体制内预算约束的限制,“由上而下”地对“软预算约束”资源的攫取非正式财权(各种苛捐杂费、负债以及土地财政等),滋生出“逆向软预算约束”的体制外非正式财权的运行“潜规则”.从本质上看,中国地方政府非正式财权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市场和私人部门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恶性循环综合作用的产物,而有效防止和化解这两类机会主义行为的综合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非正式财权产生的问题.     

社会资本投资、政府补贴与研发投资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样本,考察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对企业政府补贴获取以及研发活动中补贴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投资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政府补贴,并且社会资本投资更多的企业会将政府补贴更多地投入到研发活动中.这种作用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及所处的金融市场化水平有关,融资约束严重、 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时,社会资本投资较多的民营企业会将其获得补贴更多投入研发活动.本文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并不一定会造成资源错配,社会资本投资可能是民营企业研发活动面临融资约束时,为获取政府支持而选择的非正式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