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技术企业在国外创业的机遇

1989年以来,外国,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在德国的投资剧增。仅日本在1989年就投资9.5亿马克,投资方向主要是高技术行业。外国投资在德急剧增加的原因之一是,1992年末,欧共体内部将形成劳务、人员、商品、资金自由流通的大市场,为减轻此举所带来的排他性的冲击,非欧共体国家在欧共体各国加紧设点建厂,争取主动。英、法、荷等国分别成为投资热点,而作为拥有8000万人口、地处中欧、连     

CEO激励与投资偏好分析——基于中国上市高技术企业的数据

在代理理论框架下,以中国上市高技术企业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对CEO激励与R&D投资和规模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CEO投资选择偏好是规模投资,而不是R&D投资;进一步剖析了CEO投资偏好的激励根源,认为通过合理设计CEO薪酬契约,能够有效矫正CEO投资行为。     

我国企业经营者与企业交易关系的动态分析

文章论述了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的交易关系的本质,从企业外部论述了企业经营者与企业交易关系的形成并从企业内部探讨了交易关系的维持和延续。     

评“所有者缺位”论——兼评全民企业股份化

<正> 搞活企业的关键何在?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的过程中,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应该怎样选定,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把改革的重点放在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使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能够放手地、积极地,负责地开展经营活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党的十三大所选定的目标,也是大家都同意的。问题在于怎样来实现这一目标。     

控制权私利、公司业绩与CEO变更——兼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效率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大股东控制框架下CEO变更的五大假设,并以此为视角,基于上交所上市公司2004-2006年公司治理的实践,在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能力假设获得证实,表明内部治理机制治理效应的存在;(2)合谋假设获得支持,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弱化其对CEO的监督;(3)董事会独立性假设得以证实,且董事会履职倾向保守和谨慎;(4)就现阶段的股权结构而言,大股东的利益协同与利益模糊假设同时获得证实。     

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战略调整——兼评“国进民退”

尽管我国国有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仍然对国有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存在困惑。为澄清对国有经济的模糊认识,笔者通过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及国进民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市场化改革取向决定了现阶段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也不能将国有经济全部从竞争领域中退出,实行私有化。我国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发展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功能。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决定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从力图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转变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进程中,国有经济的进与退要由国有经济的功能决定,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通货膨胀稽原——兼评“通货膨胀有益论”

需求拉动后,通货膨胀的势头往往难以控制。所谓“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正好道出了通货膨胀的直接后果。如果出现需求拉动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相互推动的情形,那么恶性通货膨胀便难以避免,所以,这架机器一旦开启,势必难以驾驭——     

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及其政策调整——兼评“税收痛苦指数”

本文对我国当前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我国税收负担的特殊性进行了描述，并通过相应的国际比较，指出了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和相关政策的调整方向。同时，通过对税负痛苦指数的分析评价，指出这一指标本身存在的问题，对这种排名的严谨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税负痛苦指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税收负担的实际水平。     

“经济人”与人文关怀——兼评海派经济学的“新经济人”理论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自从“经济人”假说诞生以来,以其为基石的各种理论不断发展,也进行着学术争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自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人”学说,存在伦理道德缺失的不足。本文认为,应该用“经济人——文化人”理论取代传统的“经济人”学说,因为“经济人——文化人”假设相对于旧的“经济人”假设,充分考虑到了道德约束的个人效应和社会效应,从而为“经济人”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的必然逻辑提供了社会学的解释。     

基于合约的企业“权威”观——兼评阿尔钦-德姆塞茨之谜

自科斯提出以"权威"作为区别企业与市场的标志以来,企业理论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议,典型的就有所谓的"阿尔钦-德姆塞茨之谜"。通过对合约基本形式的缜密分析,发现等级制合约不同于其他基本形式的合约之处在于其"漏洞"填补权具有时间价值、非均匀分布等特点。企业可界定为"等级制合约及以其为基础的复合合约",权威可界定为"企业的‘漏洞’填补权"。所谓"阿尔钦-德姆塞茨之谜",其症结在于混淆了不同合约形式的权力。     

金融上市企业高管人力资本对其薪酬的影响——兼评“限薪令”

本文以2007年和2008年我国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人力资本与其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体现高管人力资本的学历、工龄、任期与管理能力等变量在总体上和高管薪酬显著相关,但高管的管理能力则与其薪酬负相关;从所有制性质看,国有企业高管的人力资本与其薪酬不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则相关;从时间上看,2007年和2008年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人力资本与其薪酬均不相关。研究结果为正确评价我国金融类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体系的合理性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也为决策者制定科学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提供了经验支撑。     

完善我国反倾销税的立法——兼评我国与国际反倾销法规的差异

随着我国关税税率不断调低和非关税壁垒的一一取消,反倾销成为现在和将来保护我国国内工业的有效措施。为充分运用这一手段,我国曾于1997年颁布第一部反倾销法,2002年1月1日,新的反倾销法开始实施。本文论述了这两部法规与世贸组织制定的反倾销法规的关系,新旧法规的差异,及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对策建议。     

“以德治国”与企业的道德责任

文章指出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 ,能否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不仅关系着企业自身的发展 ,企业群体的共同繁荣和社会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更关系着“以德治国”方略的落实。     

新时期的“剪刀差”与“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兼评“剪刀差研究误区”论

<正>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课题。“剪刀差”的讨论始自60年代,至今尚在继续。从“剪刀差”的内涵、本质、作用和影响,到“剪刀差”的测度、量值、政策取向、控制方式与方法,无不留有激烈争论的痕迹。90年代初至今新一轮的“剪刀差”论战方兴未艾。目前出现了一种近乎全盘否定“剪刀差”之争、主张“剪刀差之争可以休矣”的观点(见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积极的选择。     

刍议商标权的价值与价格——兼评“商标价值的思考”

所谓“商标价值是长期投入用以形成其所标志的商品品质特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和”不能成立。因这些劳动耗费已经物化和转移到为其标志的实体商品中去并已得到实现，所以不再存在“历史的积淀”的价值量。商标只有类似“虚拟资本”价格的“虚幻的价值”。商标只有取得商标权的知名商标才可成为商品，是资本商品。其使用价值是其扩销能力从而获得较高增益的能力。其交易价格是以反映这种能力的虚幻的价值扣除实体资本价值的余额为基础，通过讨价还价而形成的“均衡价格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兼谈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

演化经济学比新古典经济学更适宜解释企业社会责任演化问题。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演化分析框架由内部规则(企业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双重秩序组成。欧美国家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变迁表明,欧美国家已进入内部规则主导阶段,而我国仍处于外部规则主导阶段。为此,建议运用市场手段、强化政策导向、加强法制建设以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关于企业的本质——兼评交易费用学派的企业理论

文章分析了企业的功能和本质、企业与市场的联系与区别及“企业契约论”对企业本质的错误认识。     

试论“风险补偿”与企业经营者的收入

在我国,“风险补偿”或者“风险收入”是一个新概念。《经济日报》还在“这笔奖金该不该拿”的栏目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者应得到高收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承担了风险,应该得到风险补偿。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准确的。一、“风险”是商品经济的固有因素,搞商品经济无所谓“风险补偿”的问题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有一定的风险,如水旱天灾、工伤事故、社会动乱、战争破坏等等。但是,这些风险与商品经济无关,不属于经济范畴,可作为保险公司的经营对象来处理。我们所讲的风险,是同商品经济有关的风险,是由商品经济内在规律决定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