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立足供应链与“双循环”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度揭示供应链促进“双循环”的形成机理,即通过锻造供应链的韧性,提升供应链的柔性,促进国内大循环;通过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实现“双循环”的互促协调;通过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优化国内大循环的质量,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进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基于供应链的新视角,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将由需求侧、供给侧、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所形成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机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套、互促协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完整理论框架。最后,基于供应链视域提出助力“双循环”实现的具体路径。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之际，国内40多位流通流域的主管领导、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齐聚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围绕“十四五”规划，构建现代流通体系，需要明确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三明确一重点”的基本要求，探讨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建设现代流通体系，需要厘清建设的思路、方式、主要内容和顺利推进的条件，研判现代流通发展呈现的融合、数字化、智能化、内外一体化、统一规划等趋势。面对现代流通体系中的线上线下关系、大数据应用创新、智能化应用、商业资源闲置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出海“航母”模式：泰中罗勇案例研究

建立海外工业园、打造企业海外经营的“航母”，正成为本土企业构筑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异域经营环境的“航母”模式，具有节约交易成本、风险规避、快速学习、规模递增以及贸易便捷等多种优势。文章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分析了“航母”模式的资源基础、组织网络、运行机制和能力架构，形成“航母”的实体资源能力、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协作能力以及“航母”平台与栖驻企业之间的边界决策能力。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了“航母”模式的“高集聚、本地化与合法性”三大动态构建路径与潜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功能拓展的生鲜农产品供应商“互联网+”转型策略

“互联网+”环境对在供应链中发挥着生鲜农产品集散与中转重要功能的供应商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供应商亟待进行“互联网+”转型。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生鲜农产品供应商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转型驱动因素以及转型战略和思路。进一步,结合“互联网+”跨界融合思维,以集散和中转功能拓展为基础,分别提出了适合产地供应商、销地供应商和集散型供应商的“互联网+”转型策略。最后针对供应商在“互联网+”转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美式“安全观”及中国应对方案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保护投资者为由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毫不掩饰地暴露了美国证券监管的政治化,严重违背了美国证券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规则。“政府实体”“控制性财务利益”等模糊性概念的运用,违背了法的确定性这一基本立法规则。该法案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上推行的扭曲的美式“安全观”。对此,中国应当理性、积极地应对该问题,内外兼修,在推动中美证券跨境监管合作的同时,完善和强化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保护机制。中概股公司既要做好按照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披露相关内容的准备,也要为回归A股或在港二次上市未雨绸缪。     

进口“近邻”与集群创新：成本追逐还是质量竞争？

中国经济长期“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微观企业创新动力无法转化为集群整体创新合力。以集群内部“行业内企业间” 研究视角切入,采用“近邻效应”模型深入探求邻居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对群内同行企业创新传导路径,结论发现：邻居进口对同群企业创新影响存在“成本追逐效应” 和“ 质量竞争效应”,中间品进口质量高低影响企业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质量竞争效应” 的创新溢出可通过一般贸易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与市场规模渠道实现;有为政府持续创新激励和市场化导向制度改革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及创新“量质齐飞”。     

“互联网+”还是“回归实体”？——消费模式与零售企业战略选择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带动了许多实体零售企业投身于电子商务的创新实践，但也不乏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网络零售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积极涉足实体零售企业。文章试图解释企业进行不同战略选择的原因，采取“互联网+”或是“回归实体”的依据。在分析互联网对零售企业影响的基础上，文章建立了包括消费者与零售企业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消费者选择不同零售企业的依据，以及零售企业的应对之策。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在不同零售商店的相对支出比例取决于零售商店提供服务组合的相对效率。因此，基于“有限商圈”与“有限品类”的经营战略成为企业扩大销售收入的关键，现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战略选择本质上可以归纳为品类专业化与区域专业化之间的收益比较。     

“妒能”如何变成“赋能”：职场妒忌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职场妒忌是工作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在职场妒忌的“阴暗面”，却未能对其积极效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并结合Arnold的行动序列作为整体逻辑，探讨了职场妒忌与工作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职场妒忌对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内在动机与观察性学习分别在职场妒忌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内在动机与观察性学习在职场妒忌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链式的中介作用；职场友谊对“职场妒忌内在动机观察性学习工作绩效”这一链式中介路径起调节作用，即职场友谊越高，职场妒忌对内在动机的正向作用越强，内在动机与观察性学习在职场妒忌与工作绩效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越强。     

我国数字贸易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当前,互联网引领数字经济将传统部门逐步数字化,不断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全球贸易正在经历数字贸易的引领和驱动。数字贸易由服务业逐步向制造业扩展,迈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数字贸易是制度创新建规则、管理创新建平台、技术创新数字化三维驱动下,将数字化的贸易内容一站式便利贸易的新型业态。"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建设、5G商用、《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及强大的互联网市场、庞大的电商市场,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三大挑战。我国在数字贸易实践中,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好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多边谈判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结合实际尽快制定管理政策,在政策引导下细分管理措施,强化数字贸易平台管理,反对平台垄断,对中小平台进行柔性管理,鼓励有实力的平台进行协同创新,突破管理瓶颈,创新实现智能化管理;技术创新主要解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问题。     

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现状、动力与挑战 ——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同时也是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缩小东盟的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实现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信息通信技术及人才交流等方面,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初显成效。并且,东盟巨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庞大的数字用户基础,初具规模的数字产业以及逐步完善的政府战略部署,为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东盟国家欠发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巨大的数字鸿沟以及薄弱的数字科研能力构成了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主要障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思考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不但可以帮助中国制造走出去,还可以帮助国家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围绕“研究背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安全保障”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明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俄罗斯经历了乌克兰危机、西方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战略势必波及中俄经贸合作,进而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本文从贸易合作和对外直接投资合作方面,基于计量模型剖析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过程及关联因素。研究表明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提升了中国在俄贸易伙伴国中的地位,促使俄与中国产能合作的意愿强烈,直接投资和产能合作逐渐成为推动中俄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的强劲动力;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罗贸易有显著负向影响,中俄政治关系对贸易合作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提高中国对俄罗斯投资、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在俄罗斯进口比重的机遇期,亦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经济强势崛起的俄罗斯和经济体系全面崩溃的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均有重要影响,在与其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过程中,中国恰到好处地拿捏平衡其中的大国利益边界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证认可国际竞争力评价

认证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质量管理的"体检证"、市场经济的"信用证"、国际贸易的"通行证",在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规避双边贸易壁垒、降低贸易通关成本和促进贸易合作与发展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从服务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创新竞争力、基础竞争力等五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证认可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考察沿线各国比较优势,研判"一带一路"认证认可格局。结果显示:"一带一路"认证认可格局涵盖卓越型竞争力、潜力型竞争力、成长型竞争力和沉寂型竞争力四个阵营,我国位于卓越型竞争力阵营,在区域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和基础竞争力方面占据比较优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与双边互认,与蒙古、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推进产品标准双边互认建设。中国认证认可的影响逐步深入至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服务能力、服务效果仍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     

Frames and facilitators by China in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Much larger than the U.S. Marshall Pla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ith over $5 trillion glob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s a major undertak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opting a multimethod approach of employing textual analysi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framing analysis, this article uncovers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tate‐run media promote BRI with proper rhetorical frames and institutional facilitators. The six frames are “Development,”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Ancient Silk Road Story,”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China is a Partner, not a Colonialist,” and “Win‐Win.” Since 1949 and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cultivated a global ecosystem with at least nine facilitators that support BRI. These facilitators are Chinese Soft Powe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ina & ASEAN FTA, RCEP, 16+1, AIIB, Silk Road Fund,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With BRI, China leads a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5.0.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ree‐step strategy for Western companies to benefit from the China‐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rising above pre‐existing frames in your mind (stereotypes), to be open minded for new frames (new thinking), to participate in BRI for win–win outcomes (opportunities).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是指通过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服务贸易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分工、分配关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围绕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服务监管等的博弈日益激烈。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框架和相关数据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并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猛,正成为服务贸易增长关键动力,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从细分子类看,与信息通信技术(ICT)高度相关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增长最快,金融、保险、工程研发等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慢;从主要经济体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在规模、占比和竞争力水平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并呈现出一定扩大趋势。我国应把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创新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全球数字服务分工,完善数字服务治理体系,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一同推动包容性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     

WTO安全例外条款分析

WTO与国家安全例外相关的规则本身较为模糊。WTO是否有权、以及将如何裁决国家安全措施导致的贸易纠纷均无明确答案。在目前国家安全相关贸易纠纷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争议成员应遵循"善意"原则,尽量避免贸易纠纷升级,务实地寻求双边解决方案,同时积极完善多边贸易规则。     

广州古代海上航路

Chinese ancient Silk Road can be divided into Silk Road on the land and on the sea, the latter of which was develop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dustry. Guangzhou, the birthplace of Marine Silk Road, had the port town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beginning of West Han Dynasty, which continued to exist in Jin, Sui,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存在问题和提升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得到很大改善,但依然存在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贸易模式和贸易结构比较单一固化等问题。同时,考虑到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规则加速重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日益严峻、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剧等,应加强政府间沟通,构建健全的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坚持以重点产业合作带动贸易合作,加快自贸区网络建设,争取早日开始“一带一路”自贸协定谈判,不断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