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协调性研究

提高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助于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本文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将绿色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商业化三个阶段,运用网络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三个子阶段的效率值,并通过标准差椭圆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协调度发展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协调发展情况。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总效率及子阶段效率均呈现出良好的波动上升态势,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商业化环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标准差椭圆重心“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逐步弱化,省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而商业化阶段略有增加,区域间差异是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协调性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广东、上海、浙江、湖南等经济发达的省市,低值区则主要集中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贵州、青海及黑龙江等。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提高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对策建议。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有待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检验。本文围绕产品和工艺创新,选用我国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影响不显著,对绿色工艺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开采洗选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在行业分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是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采用Super-SBM模型估计了2000—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绿色发展效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平稳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通过促使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两阶段,采用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引入技术密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上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U”型关系;②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上游地区的成果转化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③黄河流域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双重门槛效应,其中,中游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而黄河流域和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单一门槛效应,其中,中下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民间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补充,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以环境规制为中介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和Matlab2016软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9-2016年民间投资和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在K阶近邻空间权重矩阵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效应;单一的民间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因民间投资目前主要集中在产业低端,与环境规制结合时并未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为此,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有效供给;建立环境倒逼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发挥区域协同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国内技术转移、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技术转移方式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外技术引进会阻碍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国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替代效应。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作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并为促进各种技术转移方式协同互补提出建议。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