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

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鉴于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网络嵌入、资源协奏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尽管学术界对网络嵌入已有大量研究,但鲜有学者探讨其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协奏理论,将网络嵌入划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讨两者对制造企业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资源协奏的中介作用和环境洞察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不仅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对资源协奏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资源协奏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分别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洞察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拓展资源协奏和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企业资源观与能力观,构建以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利用264份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嵌入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分别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共同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该研究拓展了网络嵌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外部网络资源与内部动态能力在实现企业绿色创新中的重要性。     

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基于绿色动态能力视角,构建了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基于中部六省会城市制造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绿色动态能力的形成有正向影响,同时,也验证了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市场成功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但绿色工艺创新对环境适应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基于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场成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相反,基于这种中介作用,绿色管理创新对市场成功有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促进作用。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近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工艺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进而考察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组合的并行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得出: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具有正向传导作用;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绿色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主要是由市场型环境规制所决定,只有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越过特定门槛值时,两种环境规制的组合才能引致绿色创新的最大效应发挥.提出适度加大命令型环境规制执法力度,尤其要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践时应优先考虑绿色工艺创新;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期实现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目的 .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动态能力理论视角下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差异化动态环境规制强度的调节效应

当前企业推进绿色转型进程、提升企业绩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企业主动应对内外部因素联动影响的重要性,以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在探讨了企业变革发展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以及差异化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二者关系中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边界。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情境下,前瞻柔性、响应柔性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响应柔性的贡献度较高;两者交互效应亦能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表明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预测、反应能力以及将两者协同配合是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措施。一般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前瞻柔性、响应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均不起显著的调节效应;高强度动态环境规制仅在响应柔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一般强度的政府规制政策对企业的决策和创新等行为更多的是无显著影响,充分尊重其自主发展;同时政府要根据环境变化,合理控制环境规制实施强度,谨防给企业应对环境冲击造成额外的负担。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加强多重柔性机制建设的力度和政府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作用的策略,最终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企业双元绿色创新：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而从CEO领导行为视角探讨企业绿色创新形成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论文整合高阶理论和双元理论,剖析了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154家制造业企业的CEO和高层管理者的两阶段匹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中介上述影响过程;同时,企业规模是影响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作用发挥的边界条件,即在企业规模较大时,CEO绿色变革型领导通过前瞻型环境战略影响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2)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