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能够降低家庭储蓄水平吗?——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如何应对高储蓄率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以相同性别、同一年龄段中社区其他家庭平均的金融素养为工具变量,论文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储蓄动机越弱,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金融素养对低储蓄率家庭的边际影响要高于高储蓄率家庭。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农村、已婚家庭而言,金融素养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通过家庭财富和家庭消费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论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储蓄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移动支付促进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了吗?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信息成本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移动支付用户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增加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但在面临疾病冲击时可能通过信息效应降低家庭的医疗保健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在多儿童家庭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住房负债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北大核心

家庭住房负债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正规住房负债与非正规住房负债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规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显著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其中,有息借贷家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财富水平是住房负债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多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非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一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住房视角为非正规金融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为规范资本市场、防范债务风险、突破家庭财富约束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流动性约束、互联网金融与中国家庭消费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水平;当家庭拥有互联网金融时,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降低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减缓;更换不同的互联网金融定义口径,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东部地区家庭、高收入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更大。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很大,但是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因此,普及第三方支付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工具,发展互联网金融可以成为未来缓解我国家庭流动性约束、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     

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对家庭农场生存风险的影响

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是否通过缓解家庭农场的融资约束降低其生存风险？基于2013—2021年共计68125个家庭农场的123480个微观数据,采用Cloglog生存模型分析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对家庭农场生存风险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研究表明：农地抵押贷款试点降低了家庭农场的生存风险,稳健性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农地抵押贷款试点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了家庭农场的生存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抵押贷款试点能显著降低位于非艰苦边远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以及自身发展状况较好、盈利能力强的家庭农场的生存风险。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农地抵押贷款试点以降低家庭农场生存风险提供了政策依据。     

医疗保险对储蓄率与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分析,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衡量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对家庭储蓄率及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医疗保险的家庭人数增多,对家庭储蓄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该作用在城市家庭中更突出。参与医疗保险的家庭人数增多,亦对家庭收入产生正向作用,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市家庭。研究结果还表明,参与医疗保险不会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意愿,且医疗保险对收入和储蓄的作用程度呈现较大的城乡差异。基于此,文章提出完善医保支付机制、缩小城乡间待遇差距等建议。     

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鲍莫尔—托宾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为了克服移动支付的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移动支付的家庭,拥有移动支付的家庭现金在金融资产的占比下降25%,对其他层次的货币需求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减少了家庭不同层次的货币需求。机制分析表明,交易成本变化是导致移动支付影响现金需求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本文用分位数回归发现,移动支付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大于交易性货币需求。移动支付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水平、教育水平、城乡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家庭货币需求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后脱贫时期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

近些年我国储蓄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世界高位,但另一方面,“储蓄不足”问题也较为明显。随着贷款购房者增多,居民用于归还自身债务的被动储蓄增多,资金流入房地产部门,使得其他企业部门获得资金的难度加大。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展的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住房套数和房价预期对居民主动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住房套数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负相关,房贷支出加大压低了主动储蓄率;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正相关,并且房价预期的影响是异质性的。“一正一负”的作用力不仅吸收了居民当期消费,也透支了未来的居民消费。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市场,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居民“储蓄率高”与“储蓄不足”现象并存。     

家庭住房套数、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 ——基于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

近些年我国储蓄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世界高位,但另一方面,“储蓄不足”问题也较为明显。随着贷款购房者增多,居民用于归还自身债务的被动储蓄增多,资金流入房地产部门,使得其他企业部门获得资金的难度加大。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展的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住房套数和房价预期对居民主动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住房套数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负相关,房贷支出加大压低了主动储蓄率;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正相关,并且房价预期的影响是异质性的。“一正一负”的作用力不仅吸收了居民当期消费,也透支了未来的居民消费。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市场,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居民“储蓄率高”与“储蓄不足”现象并存。     

信用卡、风险应对与城镇家庭股市参与

信用卡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平滑消费,但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尚缺少事实检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和2013年的调查数据,本文首次检验了信用卡对城镇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制家庭财富、融资渠道、社会资本等特征,持有信用卡在边际上促进了家庭的股市参与率,股市投资额取决于信用额度。(2)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并未像流动性约束理论预测的可以平滑消费,反而刺激了家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最终提高了储蓄率。原因在于,中国家庭更多地将信用卡作为应对未来短期突发性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在当期将更多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上,以实现资本积累。使用信用卡数目、信用额度等多种衡量方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IV)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等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稳健。该研究有助于理解信用卡在中国家庭投资决策的作用,并为流动性约束或有限股市参与假说提供中国经验。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预防性动机还是投资挤压?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出口及投资机会增多,但与此同时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行业进口关税数据,以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首次系统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现金储蓄率,反而通过投资挤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储蓄率,这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大相径庭。(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现金储蓄的作用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即关税减让会显著降低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现金储蓄率。(3)高关税行业的关税降低后,进口竞争会侵蚀纯内销企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小规模企业,进而降低其现金储蓄。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