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碳中和目标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

2060年碳中和目标将深刻影响我国法律法规、基础设施等金融市场制度环境,从供求两端逐步优化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结构,同时也可能带来搁浅资产等转型风险。未来需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鼓励机构参与,强化风险防范、加强部门协调,从宏微观层面共同助力实现2060碳中和目标。     

发挥货币政策结构性调节功能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等问题,货币政策在继续进行总量调节的同时,宜更多侧重其结构性调节功能,以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碳中和目标下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的制度进路

企业碳排放数据质量是全国碳排放管理及碳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最新通过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条款的修改进一步显示了碳排放数据作为碳市场运行的“生命线”角色。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不仅要解决减排单位、核查机构、会计与审计等参与主体间的多重利益博弈,还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际等多对基本关系,这对监管制度的弹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国际碳排放数据监管制度围绕MRV体系展开,各国际机构建立起了不同的监管框架,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对此进行了落实并发展。我国刚建立全国性碳市场不久,现有的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制度在体系、内容上仍有短板,难以适应新要求。为此,本文立足国际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的制度内容与经验,分析并总结了我国碳排放数据监管制度存在的短板,最后提出了完善监管制度的建议。     

社会效应债券模式下的碳中和目标治理

社会效应债券作为融合政府、市场和中介机构等多方协作的新型融资模式,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创新型金融方式,以实现预期社会成果为支付前提,具有分散风险、绩效激励、多方共赢的特征,为碳中和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本文介绍了社会效应债券的概念、国内外实践情况和运行机制,指出社会效应债券与碳中和工作在解决社会公共需求、开拓融资渠道和取得社会共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性,提出可以将社会效应债券运用到绿色低碳领域,助力早日实现碳中和目标。     

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货币政策创新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推出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的进一步扩容。文章分析介绍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历程、工具的主要特征,及其在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支持碳减排领域,降低经营成本、优化业务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碳中和目标下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下,未来40年中国碳减排的趋势,以及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以帮助中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驱动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发展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角度,为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提出相关建议,旨在为我国实现碳中和愿景提供参考。     

结构性货币政策:一般理论和国际经验

近年来,为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国中央银行陆续实施了特种存款、定向票据发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加大再贷款的地区间调剂力度、优先贴现中小企业票据等具有较强结构调控作用的货币政策操作.尤其是2011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启用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结构性的重新思考和研究.事实上,由于经济中不同微观主体差异的客观存在性,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是显著存在的.同时,由于市场摩擦和市场失灵的存在,有选择地采取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在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下,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行的.     

碳中和目标下我国CCER重启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建议

202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审议并原则通过《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表明我国CCER一级市场重启准备工作正进入最后阶段。值此时刻,研究CCER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论述CCER内涵及特点、回顾CCER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CCER交易及其金融化现状,探讨了CCER重启面临的项目开发困境、定位与定价困境、金融化困境及交易信息透明度困境,最后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CCER顺利重启。     

"碳中和"下的债市发展与创新

本文在总结近年来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具体要求,分析我国未来绿色债券市场的供需变化、利率走势以及市场机制建设的发展方向,探索绿色债券市场在资金缺口及资产盘活需求上出现的业务机遇,从债券挂钩型设计、募集资金用途、基础资产选取、交易结构设计和多元主题五个维度提出了"碳中和"主题债券的创新...     

市场预期的货币政策效应与中国的选择

因为市场预期对货币政策操作效应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对待市场预期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开始重视市场预期。中央银行除了通过与市场交流了解和识别市场预期之外,更注重引导和利用市场预期来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在引导和利用市场预期方面,目前最主要的趋势是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中国中央银行也开始在这方面努力,但在识别和利用市场预期方面,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劳动市场摩擦与机会主义货币政策

本文在存在劳动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框架下考察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当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工资粘性、雇佣成本和搜寻匹配摩擦时,实行灵活通胀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效果上优于以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为目标的标准泰勒规则,并接近无约束最优政策的福利效果。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合理的政策选择。     

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在银行融资与企业融资两大市场均存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时期的“投资潮涌”蕴含重要货币经济学含义。以货币政策调控行业过剩产能为例,本文为解释转型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功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当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抵押能力信息传递上存在系统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产能调控功能,而调控作用的大小与企业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类型有关。通过融合“投资潮涌”与BGG理论,本文将BGG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效应异质性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进而揭示了传统非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何以具有结构调控功能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进一步夯实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健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也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分类调控政策思路,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总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基于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发电产业税收政策审视

我国已正式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发展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产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举措。为此,在对我国现行新能源发电产业的税收政策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可以从构建统一、长期、有效的新能源发展税收支持政策,加大对新能源制造环节的税收优惠力度,规范新能源发电相关的税收政策等方面完善我国新能源发电产业税收政策,以促进新能源发电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货币政策冲击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正目益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通过运用一个包含城乡居民两类家庭的DSGE模型,以我国2001-2012年含有131个变量的宏观数据为样本,进行FAVAR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明显,数量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收入会产生抑制作用。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变化评析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受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金融机构面临短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以中国、韩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为应对经济金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发达国家在充分运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适时引入了新的投放流动性的工具;新兴市场国家则不断拓展收回流动性的工具组合。本文简要分析了近来各国央行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背景情况,全面总结了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工具变化的基本特点,并提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调整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最新文献述评

本文从常见研究视角和常用研究方法两个角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最新文献展开综述。通过综述本文发现,参考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的模型设定思路和量化方法,不仅可以避免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S-VAR模型作为重要工具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的诸如价格之谜和产出之谜等问题,而且其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更有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在普勒规则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扩展,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经济体所承受的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还是货币需求层面、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还是货币市场以及总需求相对名义利率水平的弹性系数相关,而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中通货膨胀的厌恶系数、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诸变量(包括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冲击、商品供给曲线的斜率等)无关;第二,当经济体的所受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市场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且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作用效果较小时,则货币当局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反之,则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