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问题研究

家族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家族成员管理知识的匮乏或者管理人才的短缺,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成为必要。但从目前的治理实践来看,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存在许多问题,最基本的即家族企业在聘用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建立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家族企业的发展。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围绕如何激发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巨大潜能展开分析,并根据笔者多年的知识积累以及对家族企业管理制度的感悟和理解,提出了建立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的有效方法,期望这些研究对家族企业有所帮助.     

我国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问题研究

家族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家族成员有限的管理能力，使得家族企业竞争力低下，引进职业经理人成为大多数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主要分析了家族企业在引进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和政府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风险与规避

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考虑建立领导团队问题。家族企业管理层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引进职业经理人便成了大多数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主要分析了引进职业经理人的风险,主要包括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风险、新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员工的融合过程漫长等。提出了家族企业规避风险的措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健全对经理人的约束机制;完善家族成员退出机制;建立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加强“以人为本”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完善经理人市场。     

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实现共赢策略探讨

引入职业经理人是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解决人才瓶颈的重要途径,然而国内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现状显现出诸如能力、权益、文化、信任等冲突问题以及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隐蔽违规等风险。文章从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冲突和风险分析出发,围绕职业经理人、家族企业、外部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强化职业经理人自我完善;,把好源头、注重融合和激励,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策略,以化解冲突、规避风险,进而实现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局面。     

职业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的障碍及对策

在引入职业经理人问题上,西方家族企业是没有障碍的.职业经理人进入我国家族企业的主要障碍有两方面:一是家族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障碍,解决途径是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构建职业经理人市场约束机制和扫清企业隐私障碍;二是家族成员的退出刚性障碍,解决思路是建立并硬化家族成员的退出机制,使企业的继承权能够平稳过渡.     

企业传承: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后代——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14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PSM-DID方法分析家族企业接班人的性质、企业创始人的政治关联以及公司内部制度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经验关系,结果表明:首先,当家族企业创始人有政治关联时,职业经理人的入主会提高企业业绩,反之,职业经理人通过"隧道行为"转移公司资源的可能性会增加;其次,企业家后代入主企业后,企业业绩会有所下滑,但当企业创始人仍在公司留职时,下滑程度将减弱;最后,除了完善内部制度,为了权力平稳交接,公司会增加政治关联的有关开支。     

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来自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摘要：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究竟会给企业创新带来什么样影响是一个重要且仍具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视角,发掘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结果显示：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更倾向于激励企业创新行为,这一激励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内部研发投入而且还会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企业外延式创新,上述研究结论在削弱内生性问题又依旧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与创新问题提供理论验证,对家族企业创新实践和人力资本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问题分析——基于汕建实业的案例研究

民营经济目前已成为支撑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家族企业又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职业化管理是家族企业做强、做大及做长的必由之路。引入职业经理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来消除家族企业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方面的瓶颈,将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文首先对职业经理人和激励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其次对我国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还分析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引入现状,介绍了职业经理人引入及其激励和约束机制。然后对汕建实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最后提出了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引入和激励约束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家族企业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合作研究

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创业者的年龄增长,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不可避免,但是创业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合作屡屡不顺,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     

二代继任方式、家族权威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是家族企业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分析和检验了差异化二代继任方式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以及二者关系是否会依赖于家族权威差异而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与渐进型二代继任相比,激进型二代继任会削减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关系受到家族权威的影响。在家族成员权威和非家族创业元老权威较重的企业,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削弱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继任3年后,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显著下降,且其削弱效应在规模较大企业以及创立时间较长的企业中更显著。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规模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现有研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倒逼企业创新,但该结论主要基于规模以上企业实证研究,难以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规模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严格随机分层抽样的“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CEES）,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不同规模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大样本实证研究。将新产品推出速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创新速度显著加快,而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未发现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认为,之所以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倒逼失灵”现象,技能劳动力缺乏、职业培训投入不足和创新资金基础薄弱或是重要原因。     

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基于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聘用有学术经历的人担任高管是企业在市场中寻求技术创新资源、获取与维持创新优势的重要手段。以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当高管位居关键职位时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反而出现下降;随着学术高管占比的提升,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同样呈下降趋势;学术高管对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大于创新产出,创新绩效有待提高。以上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吸引学术高管参与企业管理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学者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正向作用受到抑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相关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企业高管聘用决策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我国合理制定政策、引导科研人员投身“双创”活动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撑。     

专利法修改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法律制度完善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法律制度变革可以提升财务风险较小的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利用2009年专利法修改实施这一难得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对法律修改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拥有较低财务风险的企业,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此次法律修改对负债规模更小、偿债能力更强、盈利能力更强、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而言,其企业创新提升作用更显著。同时,研究结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供了法律变革层面上的经验证据,为法律修改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在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企业创新理论分析框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互联网促进制造企业创新的机制。结果发现,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可以通过成本和人力资本的中介促进制造企业创新,即互联网能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治理成本,成为制造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拓展性分析中,制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传统公司治理方式显著负向调节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从降低成本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解释互联网如何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为解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企业创新机制的“黑箱”提供新视角。     

面向不同目标市场的破坏性创新与测度：企业认知视角

现有破坏性创新分类主要聚焦于新产品或新服务在价值提供方式以及它们对现有市场侵蚀方式方面的差异,忽略了侵蚀的目标市场性质差异及其可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而在创新实践中企业对于创新变革的认知判断往往影响其战略决策。因此,基于企业认知视角,将破坏性创新分为面向全新市场、面向竞争对手市场以及面向自我市场3种类型,并基于Govindarajan&Kopalle等的测量研究及相关理论分析,结合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实际访谈,设计了3种破坏性创新测量量表,最后,以中国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包含面向全新市场、竞争对手市场和自我市场的破坏性创新的三因子测量模型是有效的,可为后续学者推进和细化破坏性创新的定量研究提供参考。     

技术多元化、创新开放度与企业绩效 ——来自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着重探讨创新开放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利用沪深两市高技术上市公司2004-2018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呈现倒“U”型关系,技术多元化水平上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创新开放程度较高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据估算,企业创新开放度每提高10%,技术多元化程度上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将增加0.011个百分点。此外,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经营绩效提升作用具有明显的技术密集属性和行业产权结构属性差异,高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多元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经营绩效水平将实现高达0.052 4%的攀升幅度,且低国有化企业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明显优于高国有化企业。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资源、创新决策取向与后发企业创新追赶路径演化研究

聚焦全球网络化背景下后发制造企业创新追赶问题,通过将资源与创新决策取向相结合,基于本土制造企业纵向案例研究,运用探索性研究方法分析本土企业创新追赶的内在机理,多维度分析企业创新追赶内涵,归纳不同情境下企业创新追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追赶过程中,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嵌入的有效互动形成后发企业资源摘取机制,有助于克服资源能力弱势;基于适宜的创新决策,企业实现资源整合利用和新的资源能力优势创造,以促进持续创新追赶;后发企业因不同阶段拥有的资源差异,其所作出的创新决策取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