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股股东产权属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以2013—2017年我国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从参股股东产权属性的视角,研究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其创新投入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并非"一混就灵",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是有条件的.随着国有资本参股比例的提高并形成一定制衡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参股才能显著地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作为参照,民营资本参股则显著地抑制了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且股权制衡加剧了这种不利影响.其次,基于市场化水平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用研究发现,一方面,市场化水平强化了不同产权性质参股资本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市场化进程能够缓解民营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参股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融资约束越大,国有资本所起的缓解作用越强.此外,本文在更换所用检验模型和更换解释变量后,主要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为不同产权性质参股股东与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持.     

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国有资本“举牌”民营企业对企业创新体系的作用机制亟待研究。基于2008-2018年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探讨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根据股东资源理论分析可能的影响路径。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最终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获取政府补贴和提升创新管理能力是两条中介路径。该结论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机制,为家族企业提高创新效率提供了新方向。     

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中国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背景下,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搜集前十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研究国有参股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发现,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并且国有参股股东与民企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机制检验证实,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是两条主要的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民资、国资混合参股的股权结构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助于澄清“国进民退”的争议,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特征事实与作用机制——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逆向混改"视角

在当前中国微观企业层面广泛存在"骗补式创新"和"策略式创新"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的合并数据,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方面的三个特征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因"所有制背景"而遭受的信贷歧视的作用机制,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从而带来"国民共进"的创新绩效.同时,利用前述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会因企业的改革程度、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而存在一定差异.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民营企业,但要准确把握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同时还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竞争程度相对较强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优先改革,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渠道检验中,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和民营参股股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没有正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并且在市场化越低时异质性参股股东对绩效的影响越积极。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体中,"混合所有"有助于弥补市场化的不足,异质性股东的"互补"使企业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但需要避免在改革中引入新的不平等或低效率。本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公司治理领域提供了中国的独特案例。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混合所有制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基于企业违规视角的研究

从理论上看,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既可能产生产业保护效应并激化内部治理矛盾而促进企业违规,也可能缓解资源约束并强化股权制衡而抑制企业违规。文章考察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形式下,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参股股东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违规,缩短了违规后被查处的时间间隔,降低了违规倾向,提高了被稽查的概率。区分违规类型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以及严重程度更高的违规行为中。区分国有参股股东属性发现,地方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具有更强的抑制效果。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的抑制路径包括监督治理民营企业双重代理问题和通过促进银行信贷、商业信用融资以及政府补贴为民营企业提供资源支持。结论表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并未降低正式制度的有效性,而是通过监督治理与资源支持促进了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健康发展。本文从股权混合层面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尤其是挖掘了地方国有股东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中的优势,为提升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国有资本参股何以影响民营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合作优势和竞争制衡的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合作优势”和“竞争制衡”的双重视角,结合现金持有的“交易需求”“竞争效应”和“代理问题”假说,本文探讨了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可以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可以扩大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进而使得后者有能力更多地增持现金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国有资本参股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大股东-小股东”代理问题,抑制后者过度投资所造成的现金无谓耗散,继而增加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现金持有的提升效应在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投资类股东参股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国有资本参股提升了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本文拓展深化了股权结构领域的研究,丰富完善了“双向混改”的理论和对策研究,也印证了现金持有理论随着金融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发展在不断更新,新的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基于"能力"与"意愿"的双重视角

基于"能力"和"意愿"的双重视角,利用2012-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国有持股数量的增加,民营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国有股权既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使民营企业具备战略风险承担的"能力",又能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水平提升战略风险承担"意愿".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降低委托代理水平可对风险承担的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国有股权主要还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水平,且促进效果在国有股东控制背景强及高潜力行业中发挥更为显著.在市场化进程水平低的省份,国有股权可视为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对战略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是创新资源在空间上优化配置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关键。基于2003-2020年DMSP-OLS与NPP-VIIRS连续校正的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实证分析了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在工具变量的检验下，结果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结果表明，拥有双中心的省域和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更能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提升效应；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要低于其对非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缓解资源的错配程度、加速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250公里以内的城市空间距离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均能有效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跨所有制并购、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产权理论与资源协同理论,本文在深入分析并购国有资本对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其制度环境差异调节效应的基础上,以中国A股市场2009-2015年期间的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跨所有制并购有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对经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的影响更明显;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跨所有制并购更有利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以及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存在明显的"政府补贴"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最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专利执行保险与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研究

专利制度的本质是对知识资源产权归属进行确权。基于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专利执行保险试点这一准自然试验,借助沪深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专利执行保险对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提升上市公司创新积极性和创新投入力度;专利执行保险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市场化进程、法制化完备程度均能显著促进专利执行保险对上市公司的创新激励效应。利用敏感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因此,加强专利保护制度建设对促进上市公司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债务治理与代理成本

本文选取2006—201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代理成本角度，实证检验金融机构股权改革，特别是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机构债务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改革弱化了政府控股金融机构所造成的“预算软约束”，金融机构的债务治理能力得到了提升，企业的代理成本下降。但同时造成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获取了数量更多的信贷资金，而且控股金融机构企业获取的信贷资金数量越多，过度公款消费、投资盲目扩张越严重，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弱化金融机构对控股企业的监督作用，形成另一种“预算软约束”。本文的结论表明，在我国金融机构股权改革中，仍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机构实行股权控制，同时需要金融监督部门加强对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监督。     

企业股权质押与绿色转型——企业特征与政府行为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能否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能够影响公司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治理绩效下降。基于企业层面，企业价值越低或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转型的影响越显著；基于政府层面，国有股权能够有效缓解股权质押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但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未能发挥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能够降低股权质押期间股价崩盘风险。     

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利用2013—2021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吸收能力在国有股权参与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分析师跟踪是有效的调节变量，国有股权参与与分析师跟踪的交互效应正向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分层类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具有中央国有股权参与、属于高污染行业，以及所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

文章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质押行为的企业审计费用更高,并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能够缓解股权质押引起的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更容易发生股权质押行为,审计费用更高。     

股权集中度与民营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其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增强.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和企业信贷可得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在较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及考虑到企业信贷水平可能面临自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的稳健性检验后,得出的基本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我国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建设,扩展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信贷融资约束,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