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模式上市的动因、效果及风险分析——以九号公司为例

VIE模式境外上市一直是中国企业的独特创造和现实选择，然而随着科创板新规的来临，VIE模式境内上市也成为众多科创企业的心仪之选。在政策背景的推动下，九号公司率先申报上市，成为第一家以VIE模式登陆科创板的企业。目前鲜有学者对VIE模式企业境内上市进行研究，本文以九号公司为例对其动因、效果及风险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九号公司VIE模式境内上市后，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完善，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通过VIE模式境内上市，丰富了自主营销渠道，提高了自身的品牌竞争力；拓宽了融资渠道，扩大了公司规模；实现扭亏为盈、改善了公司经营状况，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VIE模式上市后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正且呈增长趋势，即市场绩效得到了提升，增加了股东财富。本文对九号公司的案例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拓展VIE模式上市的研究范畴，同时为国内VIE模式的监管提供有益的借鉴，以降低VIE模式境内上市的风险、为其他VIE模式企业境内上市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长三角17家城市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差异性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对数成本函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2019年度7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及可能对其具有影响的科技因素进行描述统计,进一步研究科技因素对科创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科创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技术人员比例负相关,与公司规模正相关,科创板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更倾向于权益性融资。因此,研究建议应推动企业成果转化,降低企业资金链风险;政府主导扶持政策落实,金融机构放宽融资要求;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充分利用多元化融资工具。     

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信息披露与股票流动性

以2019—2021年科创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上市企业年报披露的创新信息,检验了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信息披露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信息披露有效提高了股票流动性;创新成果信息对股票流动性的正向影响显著存在;当市场投资者情绪乐观、分析师关注度高和行业竞争性强时,创新信息披露对股票流动性的正向影响显著存在。     

双重股权制度的治理效应研究

科创板允许差异化表决权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引起人们对于科创型公司股权结构的讨论。选取A股市场首家采用双重股权制度的优刻得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该公司双重股权制度实施的治理效应,发现在实行双重股权制度后,创始股东可掌握稳固的控制权,使企业治理效率得到提高,但该制度在应用过程中有一定局限性。     

北交所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正>我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历史经验我国当前已经形成由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以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组成的金字塔式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雏形。各层级市场功能定位各有侧重,上市条件宽严不一。主板市场服务大型成熟企业,上市条件最为严格;创业板服务创新创业企业,上市条件略宽于主板;科创板服务战略性新兴企业,上市条件相比创业板进一步放松;新三板服务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上市条件最为宽松。     

警惕影响科创板市场流动性的三大问题

影响科创板市场流动性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科创板限售股解禁套现;其二,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其三,科创板政策导向问题,如个人投资者门槛过高、过于倚重机构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等。监管机构应鼓励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避免过多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采用窗口指导方式鼓励科创板与创业板错位发展;适时降低个人投资者入市门槛,鼓励长期资金入市等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     

科创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动因和效应

<正>股权激励对科创板企业的发展作用显著。找出从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到实施效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可为科创板上市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提供借鉴和参考。股权激励作为常见的员工激励手段,在科创板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制度设计层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针对科创企业发行上市时企业员工持股平台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宽松。从企业积极度看,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底,共有255家科创板公司实施了331单股权激励计划,板块覆盖率达56%,涉及员工超6万人,逐步形成常态化激励机制。     

核准制保荐经历与科创板IPO定价——来自保荐代表人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保荐代表人个人层面的数据,研究保代在核准制市场的保荐经历对其科创板IPO定价的影响.我们研究发现保代的核准制保荐经历有利于提升科创板的IPO定价效率,表现为当保代承担过核准制市场的保荐业务、在核准制市场的保荐次数较多,或者核准制市场客户业绩表现较好时,其科创板客户的IPO抑价水平更低.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上市中,保代的核准制保荐经历可以降低科创板客户遭受的监管问询次数,而且当核准制客户业绩表现较好时,科创板问询语调也更加偏向积极;在上市后,保代的核准制保荐经历可以降低短期股价波动率,而且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长期超额回报;另外,有核准制保荐经历的保代会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声誉溢价.本文的研究对于当前核准制和注册制并存的市场环境,理解和提升保荐代表人在跨市场中的价值发现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问询式监管对中国赴美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2019年3月,中国科创板启动标志着中国注册制下问询式监管的启动。纵观世界,美国问询式监管体制最为成熟,值得我国借鉴。基于企业信息披露视角,本文以2005-2019年中国赴美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美国问询式监管流程对企业信息披露影响,以及企业最终信息披露对信息披露环境的影响,为中国科创板问询式监管的主题关注、审查依据等提供参考,并为中国海外上市企业信息披露提供范例。     

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与公司盈余管理北大核心

基于我国科创板设立这一重要事件,本文考察了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利用截至2020年底上市的科创板公司作为实验组样本,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控制组样本,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板块公司,科创板公司IPO时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更低,这一结果说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在盈利水平更低、融资约束更大和科创板重点支持行业公司中更显著,而且,科创板公司IPO时面临更低的盈利压力。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和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后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下降得更明显。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不仅影响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显著降低了公司IPO后一年的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研究在丰富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和公司盈余管理文献的同时,从公司信息披露角度深化了对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理解,并为进一步推进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借鉴。     

境外上市背景下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基于融资决策传导效应的研究

本文从财务管理的环境起点论出发,在分析境外上市①对治理机制和公司价值影响的基础上,尝试深入研究改善治理对提升公司价值的传导效应。本文认为在治理机制、理财决策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着一条纽带将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在香港主板上市的中资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融资决策是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之间的中介变量,即中国公司的境外上市改善了其治理机制,而良好的治理机制通过优化公司理财决策,促进了公司价值的增长。     

对外担保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结合对外担保广泛存在的现状,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风险转移理论和代理理论,从创新资源和创新意愿两个维度,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对外担保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对外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进一步剖析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一方面,对外担保通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和增强融资约束,迫使企业削减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对外担保还通过提高大股东代理成本和降低股权激励力度,削弱大股东和高管的创新意愿并最终减少企业创新投入。     

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基于债券评级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至2015年期间公司债券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数据和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数据,本文研究了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获得高信用评级的概率与其环境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环境信息传递出公司的特质风险、盈余持续性以及盈余质量等信息,从而影响评级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具有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公司中更显著。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公司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配对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可通过影响企业信用评级降低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和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污染行业中显著更强。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拓展环境信息披露对市场中介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认识非财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重要参考。     

Factors influe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losures: evidence from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 (AIM) companies in the UK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ny and ownership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sclosure level of compliance with Quoted Companies Alliance (QCA) recommendation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 (AIM) companies. We report clear evidence that compliance increases with company size, board size,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he presence of turnover revenue, and being formerly listed on the Main Market. However, we find that shell and highly geared AIM companies disclose relatively lower leve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an recommended under QCA guidelin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market regulators should review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se companies on the future vibrancy of AIM.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ownership structure or the type of Nominated Advisor is related to disclosure of compliance with QCA guidelines. Overall, in a lightly regulated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AIM market, it seems that companies will ultimately pursue a cost–benefit strategy in voluntarily complying with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论我国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必要性

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中,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成为不同法系国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措施,作为一种“国际化标准”的点缀,独立董事制度有合理的存在空间,它对于通过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上市公司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应该看到,独立董事制度不是医治“公司治理结构”的“灵丹妙药”,因此,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应当理性地对待这一“舶来品”,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有赖于独立董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的结合。     

市场竞争、EVA评价与企业过度投资

在国资委对央企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EVA)业绩考核之际,本文利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EVA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EVA评价体系的实施可显著降低央企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竞争环境差异对EVA抑制过度投资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竞争度越高的行业EVA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反之则并不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支持了EVA评价机制应用的有效性,但也从产业竞争角度证明市场经营环境的改善是进一步提升EVA业绩评价体系有效性充分发挥的关键。     

保险治理与公司违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CEO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影响企业风险吗？

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战略,企业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环节。本文以2016-2018年A股市场参与精准扶贫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精准扶贫参与水平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精准扶贫的参与水平越高,其股票市场风险越低;(2)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作用越强;(3)制度环境越薄弱的地区,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程度越大;(4)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精准扶贫提高了企业声誉、资源获取能力和生产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本文研究了企业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经验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既响应国家号召,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又有利于降低企业风险,能够获得承担社会责任与规避风险的“双赢”结果。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成本。实证结果显示,《物权法》出台后,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降低。进一步,与《物权法》出台通过扩大可抵押资产范围、加强债权人保护等渠道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经济直觉一致,三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表现出丰富差异性:其一,与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相对更大;其二,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对更大;其三,与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相比,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而言,《物权法》对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相对更强。这些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证据识别并揭示出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促使企业债务成本下降的作用机理,从而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