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网、企业成长性与价值创造

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物质载体,是促进制造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驱动要素。本文基于非均衡增长理论模型,利用2015—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工业互联网、企业成长性与制造企业价值创造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首先,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成长性与企业价值创造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其次,企业成长性在工业互联网与企业价值间具有中介效应;再次,调节机制检验进一步表明,工业互联网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在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有效充实了工业互联网的经济后效,也深化了信息特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因此,提出了促进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企业深度融合的参考性建议：应强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制造企业数智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增进企业成长性对制造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影响,根据企业成长性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工业互联网实施策略,更好地发挥企业治理机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治理成本、市场竞争与企业生产率

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市场环境的视角,考察治理成本与市场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角度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无论在国企还是民企中,治理成本都显著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然而,市场竞争在提升民企生产率的同时,降低了国企生产率。进一步的扩展性检验表明,对于民企,人力资本在边际上显著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人力资本还是公司治理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国企,人力资本不存在边际影响,只在市场竞争层面有微弱的中介效应。     

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加速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该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政策、创新与制造企业服务化——基于“中国制造2025”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运用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以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投资激励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同时,产业政策可能通过降低投资收益率抑制创新,进而阻碍制造企业服务化。上述结论不仅能够丰富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环境污染、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发展

基于2002—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环境污染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进一步以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运用中介效应研究其中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我国的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是环境污染影响创新水平的一个重要传导渠道,环境污染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得到如下启示:政府应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为人力资本积累和集聚创造良好的条件;继续加强交通基础建设以及增加R&D投入,为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良好的基础。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吗

利用创业板公司数据，研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也诱发了大量逆向选择问题；非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不仅不会发挥促进作用，反而会对上市后的被投企业表现出“盘剥”行为，阻碍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探讨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从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控制权角度而言，政府参股的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被投企业创新投入，而政府控股的风险投资却呈现出显著的逆向选择现象；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参与度而言，通过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企业的持股比例不会显著影响创新。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制造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企业作为人工智能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59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组织外部竞争和内部生产要素视角，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非平衡面板模型，探讨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创新双元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而行业竞争能够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不同子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不仅有助于揭示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还可为企业制定人工智能创新战略提供重要启示。     

对外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部分,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消费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探究对外贸易开放及其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随后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积累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层面来看,对外贸易开放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贸易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存在着空间上的非均衡特征,表现为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而对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影响相对较弱;从对外贸易方式来看,全样本分析表明出口贸易方式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作用较强,而进口贸易方式的作用相对较弱。因此,应当注重不同贸易发展方式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差异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增强我国通过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互联网+”、要素配置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打破了制造业发展的时空约束,优化了要素配置,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互联网+制造”对其发展质量的影响。在以研发投入、新产品销售比重以及销售利润率等三个维度表示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实证检验中,研究发现：互联网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互联网通过改善制造业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和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互联网与制造业“生产、销售、研发”等各环节融合均有助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互联网+研发”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推动“互联网+制造”、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

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各产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能否促进制造企业生产率提升,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2015—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制造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及路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升了制造企业生产率;市场份额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使用效率和技术创新产出3种中介变量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并通过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技术创新投入抑制企业生产率提升。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