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情怀、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考察企业家情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对创新质量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显著改善创新绩效;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上;具有高尚情怀的企业家策略性创新倾向水平较低,企业创新质量较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大力弘扬企业家情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监管改革、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

基于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资本监管约束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采用基于Panzar-Rosse模型的H统计量衡量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然后在1998-2009年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改革变迁的基础上,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市场竞争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增加了信用风险,却降低了流动性风险;政府监管减少信用风险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尽管监管对流动性没有直接影响,但市场化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减少流动性风险.结论证实2006年以来政府监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未来针对银行风险的监管改革应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家族企业风险承担与研发投入——基于女性涉入的调节效应

以2012—2017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研究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女性涉入对两者关系的作用。结果表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女性涉入会抑制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通过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女性涉入的调节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因此,在当前家族企业治理环境下,过度选聘女性高管并非明智之举,适度的女性涉入有助于家族企业的创新发展。     

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客户风险会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吗?——供应链传染的视角

创新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供应链传染效应情境下,客户风险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客户关系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客户风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风险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即客户风险越大,企业创新投入越多,并且当企业融资约束越低、客户相对议价能力越强、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企业高管具有研发背景时,以上正相关关系越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客户风险具有供应链传染效应,会导致企业业绩下滑、经营风险增加,促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创新投入有助于企业增加创新产出、改善市场竞争地位、降低对大客户依赖,有效缓解客户风险带来的负面冲击。本文研究为企业决策层防范客户风险、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政府职能部门在稳定优化供应链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银行业竞争、特许权价值与风险承担研究述评

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有必要深入探讨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而判断竞争对银行业整体稳定性的影响,以便为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相关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探讨银行特许权价值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许可证价值假说是其中心命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以特许权价值为纽带,直接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探讨竞争与银行业稳定性的关系,其中心命题是市场势力假说.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影子银行、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

基于我国特殊金融制度情境,本文实证分析了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影子银行通过拓宽短期融资来源实现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目的,并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这种效应体现得愈加明显。进一步,作为银行正规信贷渠道的替代与补充,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随着其银行贷款水平的降低而显著增强,并且这种效应亦在高风险企业中更为明显。考虑宏观金融环境因素后发现,随着货币政策的趋紧以及区域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会显著增强。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风险隔离吗?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84家银行的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效应。研究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够实现理财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且设立时间越长,风险隔离效应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和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风险隔离效应在城商行与农商行中最弱;“去嵌套、降杠杆”和“去池化、缓错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主要机制。对母公司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并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不能降低银行控股集团的整体风险承担,仅能实现风险隔离。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货币政策、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显著增加了宏观审慎监管过程复杂性,但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在DLM模型中引入流动性变量,刻画了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流动性机制,并基于中国13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运用系统性GMM估计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货币政策虽然不存在显著的风险转嫁效应,但存在显著的流动性传导效应,宽松型货币政策明显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影响会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当银行流动性水平达到43%左右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当银行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效果优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紧缩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明显弱于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激励,这一现象在流动性水平较高的银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另外,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银行流动性水平,还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状况。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挤出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高管股权激励没有缓解反而同向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通过股权激励缓解"挤出效应"的方式并不可取。     

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是否促进企业集团创新投入

企业集团分部间业务往来是资金融通与知识集成的动态过程。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扩张对企业集团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性投资扩张有助于促进企业集团创新投入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对融资约束严重、产业支持力度大、行业集中度与业务复杂度高的企业更显著。同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性投资扩张效应越显著,企业集团创新投入的持续性越高。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集团现金持有水平在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与创新投入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2—2021年我国40家A股上市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企业高管同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财务结构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正相关,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财务结构在二者间发挥了中介效应中的遮掩效应,即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虽然会直接提升风险承担,但也会通过企业财务结构间接地降低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具有非线性影响,超过一定阈值后,薪酬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反而会降低风险承担;此外,员工整体薪酬水平对于内部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深化了对于金融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认识,为金融企业风险管控提供了新思路,为有关部门出台金融“限薪令”等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宗教传统、法治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切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即测试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是否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法律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200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有所削弱,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可以唤起学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