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构筑数字经济新优势,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具有重要意义。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强度,并将其纳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两个维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GVC参与度和长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影响我国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同时,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GVC参与度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细分行业看,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中等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最大。因此,应逐渐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保障措施,持续着力于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的突破,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打造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新优势,提高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附加价值。     

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与技术进步效应研究

构建融入全球价值链（GVC）与技术进步效应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1999-201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7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装备制造业融入GVC的程度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融入GVC程度指数整体呈现“W”型特征,2015年相比1999年呈上升趋势,各细分行业技术进步较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融入GVC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同时由于阻碍效应的存在,导致融入GVC与全要素生产率两者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这是对融入GVC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相关观点的重新认识。另外,产权制度因素、高素质科研人员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技术进步;研发投入强度、出口密集度、条件建设强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但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融入GVC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创新能力

文章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GVC嵌入程度总体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但深度参与GVC和提升GVC嵌入地位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在制造业向GVC高端攀升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过门槛值,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强化GVC嵌入地位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此外,提升高技术行业嵌入地位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只有提升中低技术行业嵌入地位,才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文章研究结论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如何嵌入GVC以及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和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启示。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进展和前景

1995～2008年,我国制造业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到研发活动中,科技投入强度和企业技术积累明显提升,以研发为核心的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增加的主要驱动力是企业快速的技术积累;而科研经费和人员投入强度的大幅波动,严重影响创新能力增长的稳定性。从行业层面看,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进展差异较大。中高技术产业增长最稳定且增速最快,高技术产业增幅最小但波动最大,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增长相对平稳。总体看,我国制造业开始步入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轨道。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

数字技术是实现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它的深度应用正在改变企业创新过程和产业创新生态。结合WIOTs及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系统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普遍不高,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国外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第二,需求规模扩张对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内需调节效应大于外需调节效应;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竞争会弱化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缓解初期数字化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是数字化投入促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经济、扩大内需与市场化改革的乘数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数字化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出口绿色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

数字化投入是中国推动出口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水平，考察了其对出口绿色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从而有利于促进出口绿色升级；2.绿色技术创新是该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表现为数字化投入通过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进而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3.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为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则不明显；同时，相较于数字内容和网络投入，数字化生产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4.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提升具有行业间的传导效应，即上下游行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动了行业间出口绿色升级。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同时为如何推动出口绿色升级提供了经验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研究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引领中国制造业绿色与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GVC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不利于制造业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偏向型存在长期呈“U”型关系,存在GVC嵌入地位影响环境规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门槛效应,GVC嵌入地位跨越第一道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提升,强化环境规制措施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GVC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核心技术研发,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影响方向相适宜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下游环节嵌入受依附GVC行业领导者的全球战略影响,依附型生产率增长路径困难。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

投入数字化的发展引致企业生产环境趋于复杂化且向技能劳动偏移,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这样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和价值链分工均会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溢价,且数字化投入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价值链分工水平会强化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区分了国内和国外投入来源并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与技能溢价呈显著正相关,而国外投入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价值链分工会通过任务模型框架下的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造和创新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技能溢价;进一步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存在于行业内部与上下游行业间。因此,应关注投入数字化的三种渠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规避由劳动技能溢价而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风险。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测度与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中44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计算2000-2014年各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和资源投入是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仍相对较差,GVC地位指数数值为负也说明其制造业出口获利能力亟待提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促进知识...     

知识资本投入、产业间纵向关联与制造业创新产出

产业间纵向关联是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产业协同创新和提升产业创新产出的重要桥梁.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分行业数据,测度上下游产业间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并构建空间面板徳宾模型检验知识资本投入和产业间纵向关联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上下游产业间的创新产出相互促进,而知识资本投入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说明中国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间的协同创新效果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自主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且技术进步方式的作用效果均受到产业间纵向关联的影响.营造适合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产业配套环境,充分利用基于产业间纵向关联的技术知识溢出,促进产业协同创新,能够提高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动态跨越.     

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及其模型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按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分组检验显示,行业资本密集度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外资参与度并不是决定外资溢出效应强弱的主要原因。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能源消耗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中美15个制造行业的对比

以中美两国15个制造行业为研究对象,使用GVC地位、参与度指数测算了各行业参与GVC分工情况,使用能耗强度测算了能耗情况,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指数对比分析了中美制造业在GVC地位、参与度和能耗强度协调性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上的提升速度快于美国,但大部分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仍偏低;2002—2014年,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上升,绝大多数美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下降,但在越靠近的年份,中国有更多的制造行业能耗强度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及美国,但近年来耦合协调度的提升速度略优于美国。最后从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主导区域价值链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三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升级效应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融入程度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融入程度较高.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制造业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同类型的要素密集型产业,其内部升级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升级效应显著,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却不显著.在继续发挥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需尽快寻找具有高端要素竞争优势的产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新的途径.对不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应努力提升其技术吸收和再创造能力,推动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向全面扩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