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构筑数字经济新优势,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具有重要意义。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强度,并将其纳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两个维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GVC参与度和长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影响我国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同时,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GVC参与度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细分行业看,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中等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最大。因此,应逐渐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保障措施,持续着力于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的突破,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打造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新优势,提高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附加价值。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劳动成本优势消失和环境问题制约,中国制造业滞留于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回顾已有文献,梳理总结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变、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制约与促进因素、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选取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一系列内生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对于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绿色实用型专利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正向赋能效应更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激活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再配置,且资源再配置是价值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又一重要渠道。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行业异质性及收敛性测度

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呈现收敛趋势。利用TiVA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采用附加值贸易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GVC1.0、GVC2.0、GVC3.0),在GVC1.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下降,在GVC2.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加速上升,在GVC3.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稳步上升。构建全球价值链位置收敛计量检验模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β发散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可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提供新证据。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制造业稳定性和竞争力评估——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文章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从生产端和需求端评估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GVC收入主要基于国内大循环产生,外部冲击的影响有限,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能够基本保持,并且竞争力稳步提升,但须首要警惕美国政策变动产生的波动,其对中国的影响较大.另外,从产业角度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因此,稳定国内市场和高技术制造业是当下的首要举措.     

中国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区域特征

从区域经济前向关联视角,构建了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相统一的、产业-区域双视角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模型,考察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2002—2012年期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中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区域"内向性"特征较明显;分区域考察,中国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国内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个省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就国内价值链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贸易增强了中国地区间经济周期的联动性,而在控制国内价值链贸易之后,区际贸易却降低了两地区产出的协同程度,区际贸易具有的Frankel-Rose效应主要是国内价值链贸易的作用结果。在引入省区官员交流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结果仍是稳健的。同时,国内价值链贸易的传导效应不仅受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的影响,而且呈现出显著的危机前后时段特征和东部与中西部内外空间特征。进一步纳入全球价值链后发现,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国内价值链贸易的正向经济周期协同效应具有放大作用,而传统国际贸易对传统区际贸易的负向经济周期冲击存在叠加效应,国内价值链联结的区际分工网络是保证中国经济外向型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经济紧密联动、协同共进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