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能提高代际流动性吗？

提高代际流动、促进机会均等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在省份间的实施时间差异作为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义务教育政策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显著提高了代际之间的教育流动性,原因在于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孩子,受教育年限提升得更多。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应当进一步发挥公共政策在提高代际流动性方面的作用,通过教育机会均等化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财政教育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如何有效阻断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重要议题.经典的代际传递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贫困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构建多层模型考察了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弱化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性,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对低学历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高学历家庭更为显著,对农村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城镇家庭更为显著.因此,当前通过教育扶贫缓解我国家庭的多维贫困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政策的重点是完善财政教育发展策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脱贫致富的可行性能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检验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家庭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代际收入传递。（2）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在低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更强。（3）政府卫生支出通过影响子代健康作用于收入,进而缓解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健康代际向下流动的遏制。因此应增加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优化政府卫生支出结构,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有效发挥政府卫生支出改善代际收入传递的积极作用。     

教育代际流动、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返贫风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教育代际流动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考虑数字金融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有效降低家庭返贫风险,教育代际流动性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数字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减贫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在父代教育背景较低的群体中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基于家庭金融性资产与借贷规模的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金融类资产快速增长及家庭财富构成发生巨大变化,笔者将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家庭借出款与家庭负债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到收入代际传递模型中,进而阐述了这四类家庭变量对我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子代的特性(性别、年龄、学历背景、政治身份)之后,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与家庭借出款仍对子代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较高的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与家庭借出款往往能使子代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家庭负债的代际弹性值未能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表明家庭负债并不是子代收入的显著影响因素。此外,子代的特性,特别是学历背景与政治身份也能对子代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知识改变命运:金融知识与微观收入流动性

“金融知识”已经被广泛证实与个体金融行为联系紧密,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个体往往在金融市场上表现更好。本文借助收入转移矩阵考察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情况并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总的来说,国内居民金融知识水平差异较大,金融知识的提高有助于低收入家庭跃迁至高收入阶层。在资本市场全面改变人们生活的今天,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微观收入流动性,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评述

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始终是被关注的重点,其中的不平等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且基尼系数的高与低几乎成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大与小的通用标准。但本文将从代际收入流动这个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进而揭示由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子女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此剖析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存在的原因,并相应给予政策上的建议。     

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基于代际传递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控制访问形式、省份、家庭规模和一系列个人特征,利用多元回归检验了子代基本特征变量和父辈自评健康状况、医疗总费用、医疗保健支出等变量对于子代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子代受教育程度和父代医疗保健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其他健康变量对子代收入显著性影响.在利用分位数回归(...     

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系统分析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等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流动性,促进非农就业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主要的作用机制。但是,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并不能使得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实现包容性增长。其对高收入阶层农户的收入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要大于对低收入阶层的。这可能与农户的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从而导致其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的机会不均等有关。即使对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而言,当其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农村数字金融发展也更容易提高其收入流动性。研究创新:为农户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延伸了数字金融的福利评估范围,揭示出数字金融发展与收入流动性的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价值:对全面理解中国农村的数字金融发展和预防阶层固化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人口老龄化是否加剧了中国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北大核心

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家庭中的老年人规模缓慢上升。在此背景下，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将发生何种变化？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老年人占比的上升将显著提升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且主要通过增强流动性约束、减少风险资产持有规模两种机制产生影响。对于中青年户主家庭、低收入家庭与低社会资本家庭而言，老年人占比的上升将进一步提升家庭的经济脆弱性；而当户主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代际向上转移支付和家庭照料较少以及所在区域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老龄化提升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效应将被削弱。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根据老龄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典型特征制定更精准的帮扶政策。     

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考虑国内产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国内市场化程度对贸易开放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其次,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强度较大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增强服务贸易开放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对非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们还发现:(1)市场化主要通过商业存在(FDI)渠道调节服务贸易政策效果;(2)服务贸易开放对国企以及非东部地区中的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的非出口企业的不利冲击更大。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当前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并协调国内市场化改革,稳中有序开放。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信贷约束与房价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代理人模型,刻画了收入差距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房价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缩小提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比,使该类人群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融资进行购房,由此产生了两方面效应:(1)信贷约束放松降低了住房流动性溢价,从而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2)收入上涨增加了住房边际效用较高的低收入者对房价正向影响的权重,从而使住房需求上升的效应抵消了此前的负向影响,最终促进房价上涨。通过对1970-2017年44个国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高收入者收入的下降,低收入者收入占比的上升在放松信贷约束和提升房价方面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据此本文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增加住房供给来化解城市化率提升与高房价之间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市化,并引导信贷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是当前促进国内大循环、稳定社会融资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Private retirement savings and mandatory annuitization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s the growth, welfare, and efficiency consequences of tax-favored retirement accounts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with idiosyncratic lifespan and labor income uncertainty. We focus on the implicit differential taxation of savings motives and the mandatory annuitization of withdrawals after retirement. The simulations performed for the German economy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tial taxation of savings motives has only modest efficiency effects but especially low-income households benefit. On the other hand, mandatory annuitization improves overall economic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by about 0.4% of aggregate resources, but future generations are hurt due to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ffects from reduced accidental bequest.     

我国外汇储备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分析

本文采用2000-2015年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面板数据,基于引力模型理论,考察了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溢出效应及对全球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外汇储备具有随地理距离递减的空间外溢效应,双边汇率制度关联会增加外汇储备持有比例的相似程度,而且这种溢出效应更多地表现在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类似、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上述结论凸显了国家间加强外汇储备合作调整的战略意义。探究我国外汇储备的溢出效应,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更好地理解外汇储备的变动逻辑,对于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基于分位数关联的政策连续性跨国溢出研究

本文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不同冲击规模及方向下政策连续性的跨国溢出,考察相较于中间状态,极端上升与下降状态下的溢出变化及两者之间的非对称溢出效应,并构建相对溢入溢出指数,研究极端冲击对不同国家方向性溢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连续性的总溢出以及各国溢入水平在不同条件分位数下呈U形结构,冲击规模对总溢出及各国溢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在极端状态下,总溢出和大部分国家方向性溢出水平较中间状态显著提升,并且极端上升与下降状态具有非对称的溢出效应。其中,总溢出在极端下降状态涨幅更大,各国的溢出比溢入在两种极端状态下表现出更强烈的非对称性。(3)极端冲击的影响具有国别异质性,中国的方向性溢出水平大幅上升,对发达国家的左尾定向溢出加强,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本文研究不仅对极端状态下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具有启示意义,也可为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