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创新、市场化进程与区域就业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换挡调整、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如何通过企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区域就业水平,是“新常态”时期必须攻克的新难关。系统探究了工业企业创新对区域就业水平的影响,揭示了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微观企业创新显著促进了区域就业水平提高,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创新对区域就业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进一步考察企业性质发现,企业规模和产权属性对企业创新和区域就业水平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市场化进程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投资与区域就业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最后,从政府完善市场化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投资动力、提升就业水平与稳定社会秩序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创新、市场化进程与区域就业水平——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换挡调整、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如何通过企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区域就业水平,是“新常态”时期必须攻克的新难关。系统探究了工业企业创新对区域就业水平的影响,揭示了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微观企业创新显著促进了区域就业水平提高,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创新对区域就业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进一步考察企业性质发现,企业规模和产权属性对企业创新和区域就业水平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市场化进程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投资与区域就业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最后,从政府完善市场化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投资动力、提升就业水平与稳定社会秩序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不同数字化路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较少研究关注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管理数字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全局性作用），而生产数字化只与创新产出正相关，与研发投入和创新投入产出比无显著相关性（局部性作用）。第二，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不同规模、类型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在大型企业样本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不同产业链位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生产数字化的上述作用则具有偏向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要加强对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支持力度，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化和差别化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市场化进程与企业家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稳就业、促创新等成为热点议题。利用200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对创新主体和创业主体进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不同创业主体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呈现不同程度效应。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激励效应的影响依次减弱;港澳台企业、外商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创业主体的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依次减弱。行业层面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制造业受到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最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应持续推进各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

数字技术是实现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它的深度应用正在改变企业创新过程和产业创新生态。结合WIOTs及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系统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普遍不高,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国外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第二,需求规模扩张对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内需调节效应大于外需调节效应;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竞争会弱化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缓解初期数字化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是数字化投入促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经济、扩大内需与市场化改革的乘数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基于序参量-TOPSIS法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价与调优北大核心

能否有效识别与调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状态及水平,直接决定制造业数字化进程与未来发展。在界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内涵的基础上,从数字支撑能力、数字创新能力、数字应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方面构建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基于目标规划评价模型的序参量识别方法与TOPSIS法相结合,提出能凸显制造业主体优势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导因素的能力识别与评价方法,并为制造业主体提供数字化转型调控方向与策略。选取我国内地30个省域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数据进行实际测算,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处于成长期,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优势特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最后,从战略规划和转型模型等方面提出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行业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嘉兴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嘉兴市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些许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为顺应经济新常态,嘉兴市应积极开展创新驱动转型,借助创新环境和外部优势,通过科技技术创新,形成具有嘉兴特色的创新体系,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金融供给空间结构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了吗

从金融供给侧发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利用我国内地2004-2018年275个地级市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和地方金融发展视角,实证考察金融供给空间结构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兼具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还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受空间区位、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并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征,在60km以内为溢出效应密集区,而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00km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技术创新与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力。基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Tobit回归方法与门限效应分析方法，考察市场化调节作用下区域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技术创新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两化”发展，在引入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后这种推动力变强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中还表现出门限效应。在分区域分析中，这种调节作用在上游以及中游城市相对较强，在下游城市则相对较弱。最后提出，应注重区域发展异质性，构建最优市场环境，发挥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     

The Mechanism and Path for Digital Economy to Foster New Drivers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traditional drivers fade, cultivating new drivers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strategic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using data as a new key production factor and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driving impetus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quality change to incre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mechanism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cultivate new driver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s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namely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drivers calls for the following efforts: speeding up digit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riving force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quality change;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ushing advanced industrial basic capabilities; using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顺水推舟：动态能力如何驱动企业创新战略演化？——基于西门子（中国）的纵向案例研究

创新战略影响企业创新发展方向及成效,但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演化路径尚不明朗。本文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西门子（中国）为研究对象,从动态能力视角解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创新战略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在数字化转型的探索期、成长期、加速期,企业在不同动态能力的推动下顺势实现创新战略演化。其中,在数字识别能力驱动下,企业创新战略主要表现为利用式创新战略,在数字整合能力驱动下,企业创新战略主要表现为探索式创新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战略并存,而在数字重构能力驱动下,企业创新战略则主要表现为探索式创新战略。本文通过纵向单案例研究,揭示了动态能力驱动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过程及创新战略演化路径。本文有望拓展动态能力理论在数字化情境中的应用,并从演化视角深化企业创新战略研究,同时为企业有效运用动态能力以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及创新战略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指引。     

场景驱动的创新：内涵特征、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要超越传统的技术驱动，把握场景驱动的新范式、新机遇，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实现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跨越。结合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理论与实践，在回顾现有创新范式的基础上，系统探讨场景驱动的创新的内涵特征、理论逻辑、实践进路与典型案例，并展望未来研究和实践前沿。场景驱动的创新既是将现有技术应用于特定场景，进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也是基于未来趋势与愿景需求，驱动战略、技术、组织、市场需求等创新要素及情境要素整合共融，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渠道、新商业模式，乃至开辟新市场和新领域的过程。研究成果可为数字经济时代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快推进技术、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创新，以场景驱动原始性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大技术应用提供重要理论和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对本省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而在部分矩阵下对省际创新发展有负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人才投入与外商投资均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建议加强区域技术联系与资源共享,打破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创新发展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创新资源精准投入,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应用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促进、加速与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系统揭示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和空间杜宾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发明创新绩效均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的创新绩效和非发明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发明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结构维度研究

随着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已成为国家和地区集聚科技资源、创新服务需求的重要载体,培育和提升平台集成服务能力,是发挥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创新服务支撑作用与杠杆效应的有效途径和战略选择。首先界定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的内涵与特征,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的关键要素及层次结构进行识别,进而选取广东、上海、北京和黑龙江等省市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由资源集成能力、需求集成能力、服务匹配能力、运行管理能力4个维度构成,典型案例平台各有优势与特色,但在不同能力维度仍有提升空间。结论可为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培育和提升提供理论方法指导,为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更好地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和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决策依据。     

海洋创新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06—201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以海洋创新驱动为门槛变量时,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海洋创新驱动水平制约而存在门槛效应;外商资本投资水平、R&D经费投入情况均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中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北部海洋经济圈则较不显著。最后,从重点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海洋科技转化应用能力、优化海洋创新驱动制度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四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