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债务融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着公司契约。可比性作为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否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合约?依据De Franco,Kothari和Verdi(2011)的可比性度量方法,本文对上述问题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较高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增加了融资规模,降低了融资成本,债务融资合约可修正性影响上述关系的显著性,银行借款的显著性弱于债券融资。本文是对会计信息质量与债务合同关系研究的拓展,也为上市公司外部融资时财务报表可比性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证据和启示。     

货币政策紧缩、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银行借款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银行借款规模、成本和期限结构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银行借款规模越大,成本越低.短信贷期限结构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有助于延长其信贷期限结构,支持代理成本假说;长信贷期限结构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有助于缩短其信贷期限结构,支持信号传递假说.货币政策紧缩期间,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增加银行借款规模,降低借款成本.短信贷期限结构公司依然支持代理成本假说,长信贷期限结构公司减弱了信号传递假说.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经济后果研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公司微观财务行为的互动性研究.     

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整合效果研究——以会计信息可比性为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经历了多次合并,合并的关键在于合并后的整合。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是形式合并还是实质性整合一直富有争议。为此,本文从会计信息可比性角度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整合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效果良好,其中有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合并的案例其整合效果更为明显。在有国内十大参与的合并中,整合效果呈现出明显的方向性,小所提升较多而大所没有显著变化。同时,地理距离带来天然的整合难度,对事务所整合产生不利影响。不同的合并方式下,事务所的整合效果未有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结论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主管部门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执行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所得税会计几个问题的探讨

本文研究企业所得税会计问题。针对我国企业所得税会计准则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方法、理念几个等认识误区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主张理念决定方法,只有从理念、依据的角度深刻认识所得税会计准则的主旨,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执行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Investment-Based Cost Accounting as a Fundamental Basis of Decision-Orient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Decision making concerns over cost allocations, especially common cost allocations, have a long history. They are well canvassed in Thomas (1969 ) and Wells (1978 ).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cost allocation debate, albeit in a new setting, and rehearses arguments relevant to long- and short-term decision contexts. Here a means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hose problems, namely to adopt the investment-based approach to cost accounting. This approach draws on ideas of Hotelling (1925 ), Preinreich (1938 ) and Schneider (1961 ), and applies the notion of net present value in another setting, namely to cost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 has revealed no discussion of this in the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hows analytically that the investment-based approach offers a general basis for decision-oriented cost accounting, as it combines investment theory with cost accounting and thereby connects long-term with short-term decisions. While reviewing primarily European literature, it also examines several Anglo-American works. The analysis reveals how for three classical decision problems—production program planning, purchase order lot sizes, and break-even price limits—two different types of costs, namely depreciation and material costs, have to be based on cash flows and net present value. The proposed investment-based approach permits an examinat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cost accounting concepts and cost information are relevant to those decisions. This theoretical concept is used to derive pertinent cost dimensions and to solve traditional problems of cost allocation. A caution is that the investment approach is limited to decision facilitating cost accounting. Whether it may be possible to couple it with agency theory and its focus on decision influencing has not been explored and is an issue for further research.     

信息披露、收益不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1993年至2001年间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考察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之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上市公司而言,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同时,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不仅受到前一年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还受到前四年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所以,上市公司管理者为了降低公司再融资的权益资本成本,应该持之以恒地致力于保持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出口制造业固定资产、劳动力成本与资本效率

国有和民营出口制造业相对于劳动力成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反映了资本效率问题,提出的模型包括固定资产在企业总成本中所占份额的增长率变化以及相应的工人人均固定资产的变化对出口产值的影响,并部分解释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出现的出口主体替代现象.我们所用的从1986～2002年的统计数据支持了得自模型的假设.     

劳动力保护与企业风险——来自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劳动密集度不同的行业影响不同,识别了劳动力保护对以股价波动性衡量的企业风险的因果影响。结果显示,受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影响越大的企业,其股价波动性越小,即劳动力保护降低了企业风险。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同期其它政策的影响、使用不同方法计算企业风险和劳动密集度、使用平衡面板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的杠杆率和违约概率,企业出于“风险规避”的动机会增加现金持有,以抓住未来的优良投资机会。由于国有企业对劳动力保护制度的执行度更强,杠杆率高和流动比率低的企业有更强的“风险规避”动机,因此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国有企业风险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本文的结论表明,在防范控制企业风险过程中,劳动力保护措施是可选的有效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