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

通过深化金融模式创新和优化金融产品供给，金融科技能够为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和风险管理提供丰富的解决方案，因此，金融科技是服务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2016—2020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构建金融科技指数，实证探究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影响机制看，金融科技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融资成本，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开展创新活动。从地区环境来看，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从市场环境来看，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     

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投入对科技创新影响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论文运用2003—2018年31个省级区域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科技财政支出、人力资本投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论文研究这种影响是否会因研究机构的不同而不同以及是否具有地域性特征。研究发现,科技财政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将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科技财政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对西部地区则不显著;研究机构和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对地区科技创新指数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高校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地区科技创新指数影响显著;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科技创新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论文提出了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视角

本文以2011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两批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间的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城市层面上研究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明显地提高试点区域的创新水平，这个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创新影响较大，而对于西部的创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检验了金融科技是否能够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完美契合了科技金融为科技进行融资的特征，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筛选优质科创企业、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中介机制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优化区域财政科技支出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09—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受益明显，而东部地区所受影响甚微，西部地区反受其害。企业加强合作研发可正向调节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和后端环节的驱动作用，加强内部研发有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环节发挥驱动作用。但企业合作研发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不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创新驱动效应，而内部研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及开发经费，其投入强度必须高于一定门槛，才能促进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前各地创新实践中，随着区域研发强度提升，应适时提升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同时，为有效激发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应，各地应引导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并优化资源配置。     

财政纵向失衡约束下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

健康的财政状况是地方政府引导区域科技创新、推动碳减排的必要保障。基于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及碳减排作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适度财政纵向失衡有利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而过度财政纵向失衡则会对科技创新造成阻碍;(2)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而财政纵向失衡则会削弱科技创新的碳减排作用;(3)财政纵向失衡的调节作用具有单门槛特征,当其越过门槛值后,科技创新将会加剧碳排放;(4)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且财政纵向失衡的调节作用同样存在单门槛效应,中西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且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活动未有效抑制碳排放。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双碳”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房价、创新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系统分析了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房价影响创新投入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房价上涨的趋势下，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房价水平下的作用机制差异，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及我国200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创新经费投入与创新人力投入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房价的提高会抑制创新经费投入及创新人力投入的增长，且房价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房价的上涨，创新人力投入受到的抑制效果逐步增强。（2）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房价单门槛效应，随着房价门槛的跨越，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3）根据3个门槛值对各省份的房价进行四阶段划分发现，截至2019年，所有省份已经跨越第一门槛值，此时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此外，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跨越第三门槛值，即房价最大程度抑制了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4）分区域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全国样本的结果大体一致，但东部地区存在明显不同，表现为该地区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地区的房价上涨没有减少创新经费投入的增长，...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四大核心技术深化金融发展,科技与金融交叉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需从动态层面研究其互动机制。基于1998—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采用PVAR动态模型对全流域、分区域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互动关系显著,但互动机制在各流域有所差别,且均未形成长效机制。从控制变量贡献看,下游地区金融和科技具有较强的惯性效应;中游地区二者受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作用较为显著;上游地区科技与金融发展部分得益于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进一步指出,科技赋能金融,金融服务科技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普惠的关键。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影响效应，并对城市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政策效应越突出。据此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从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协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城市科技创新效率与网络结构特征——对国家级创新型城市的实证分析

以2003—2017年中国75个创新型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首先，运用SBM超效率模型测度各城市科技创新效率；其次，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测度城市间创新联系强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人才流动、资本流动和制度学习3个方面对创新型城市的网络结构及演变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最后，利用考虑城市地理位置的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网络结构特征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科研基础设施和人才流动中心度对城市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制度学习中心度、人才教育和产业结构为负向影响；②随着时间推移，城市人才流动中心度对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趋于强化，资本流动中心度从具有微弱的积极作用趋向于在不同城市呈现出激励和阻碍两种效应，制度学习中心度的负面影响亦趋于强化；③各城市创新网络结构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在测度期前期差别较小，而在后期呈现出越发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要素及时空差异——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稳步上升,空间聚集及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空间依赖性强。R&D投入强度、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城镇化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为负;经济地理距离相近省份R&D投入强度、财政教育支出及城镇化率对本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互联网基础条件的影响均为负。西部及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人力与科技财政支出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而东部地区科技资金投入、科技研发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度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     

财政资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着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建设。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通过分析研究外国财政资金史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做法和机制,同时梳理和总结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现有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做法和机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若干政策和建议。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引，遵循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从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发展的水平结构和外部性结构两个方面入手，就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对科技创新治理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逻辑推演。结合中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发展现状，对治理绩效低下的形成机理进行系统探讨，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强度结构是决定科技创新治理绩效的关键，而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水平偏低、内部结构失衡是导致现行科技创新治理绩效低下的根源。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外溢效应在不同方向上的非对称性加剧了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结构性失衡，阻碍了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整体性提升，抑制了科技创新治理绩效有效增长。因此，应加快转变治理理念，逐步构建以“创新链”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创新治理模式；增强微观治理能力，构建开放包容的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系；提升中观治理能力，实行科技创新管理机构垂直管理；优化治理环境，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环境和科技交易市场环境营造纳入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系，逐步构建与现代科技创新治理理念相匹配的科技创新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     

中国产学研三大部门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产出效率评估研究

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三大部门是我国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环节的重要技术创新主体，亟需评估其效率。采用“经费支出—专利产出—预期收益—实现收益”三步骤分析框架，利用已有统计调查数据，对三大部门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三大部门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产出效率都偏低，企业部门每亿元经费投入实现的收益约为9733万元，科研单位约为1331万元，高校约为1166万元。该测算值是真实产出价值的下限，但真实产出不会高太多。产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和科研单位技术创新的产业应用目标指向性不明确、存在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以及企业能力制约等。最后，建议加快政府相关科技计划制定、加强成果评价过程中产业部门的参与、优化高校和科研单位科研评价体系、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等。     

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检验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与技术创新效率在我国省域间的分布格局。研究表明,三者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即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不同地区形成局部空间集聚,存在高低非均衡的“俱乐部”现象。基于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从全国和分地区看,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均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并且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能够发挥彼此间的互补效应,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不同地区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     

技术市场对重大科技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技术输出与技术吸纳视角

利用2006-2018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技术吸纳和技术输出视角研究技术市场对重大科技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输出和技术吸纳对重大科技创新的影响呈现异质状态，即技术输出能够显著促进重大科技创新水平提升，而技术吸纳对重大科技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技术输出与重大科技创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选取劳动争议处理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研究表明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此外，研发人员与经费投入、高等教育水平等因素在促进重大科技创新水平提升过程中具有一定局限性。基于此，提出强化技术市场对重大科技创新影响效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对现代科技的统计与分析,其评价结果对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科技部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为国家经济与科技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为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很有必要对现行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和修订,增强其宏观决策参考的科学性。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各地区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结合评价结果和研究现状,深入剖析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存在的问题,在理论研究、指标设计、评价方法、数据库建设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评价的对策建议。     

政府采购对企业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产品异质性特征视角

政府采购是基于需求侧驱动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化、商业化的有效手段，而采购品不同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以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2SLS、联立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以产品异质性为视角，对政府采购作用于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效果与路径选择进行探究。结果发现：①在政府采购驱动企业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存在“挑选赢家”行为，并弱化企业科技创新的最终实际效果；②通过路径分析发现，需求是引致政府采购作用于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的原因而非结果，此外并未发现政府采购可以通过降低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经验证据；③政府采购的科技产品或服务以成长型创新产品为主，而探索型创新产品采购比重极低，即目前政府采购的实质是促进创新产品产能出清。     

企业透明度与科技创新

企业透明度是市场经济中企业诚信程度的标尺，是经济健康运行乃至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透明度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从财务透明度、治理透明度和组织透明度3个角度选取6个指标构建企业透明度评价模型，以2012-2016年深圳证券市场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透明度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透明度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影响路径方面，企业透明度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另一方面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透明度提升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