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

随着5G、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金融与传统普惠金融进一步融合形成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在解决了传统普惠金融的旧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发展数字赋能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传统普惠金融更快发展、加快银行数字化转型.当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面临挑战,近年来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普惠金融家族新成员——互联网金融

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促使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2013年以余额宝为代表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开始迅速发展,然而,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与美国迥异的鲜明特点和独特范式。中国长期以来的金融抑制政策决定了互联网金融自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普惠性"的特征。本文从互联网的内涵发展轨迹出发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的具体特征,最终分析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金融业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全面提高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发展普惠金融,则是增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动力,具有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服务触达能力的特点和优势,但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立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二十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采用各渠道提升用户金融知识水平、实施差别化监管以及建立征信业协会等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使金融服务能惠及更多的人群。     

互联网金融模式与普惠金融

本文将互联网金融分成网络融资、大数据金融模式、第三方支付模式三类,并分析了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关系。同时,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资金安全风险、长尾风险、信息技术风险等问题。因此,为控制或减少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所带来的风险,相关部门应该构建必要的信息安全和信息披露机制,实施第三方资金托管机制,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和相关法律法规适应性。     

探究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

现如今我国金融经济体制改革日渐趋于完善,现有的金融经济体制很难适应现在"城乡统筹"发展的经济状况需求。在这个信息化普及的年代,农村的金融发展应该怎样进行新一番的改革,应该怎样在互联网方面发展才能真正的做到消除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差异,在农村实行金融普惠这项服务成为了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论述的主要是互联网金融创新在农村的发展、目前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农村普惠的主要矛盾以及弊端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互联网助推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综述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之后,国内外围绕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不断涌现。而互联网金融及其理论研究的普遍开展为深化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探索注入了新的激励性因素。本文将从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互联网金融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运用互联网金融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等角度,对当前围绕互联网金融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互联网金融驱动普惠金融的原理推导——基于普惠性与金融本质的对立关系研究

进入到2016年以来,经济增速降档趋势日益显著,民间投资增速也出现大幅下滑,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暴露出发展受阻问题,但是在“十三五”规划与供给侧改革的双重背景下,推进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已成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与此同时,我国互联网金融近几年始终保持着超常规发展趋势,且与普惠金融在多方面存有耦合性,具有驱动普惠金融发展进程的多维度优势.因此,亟需基于对新常态经济转型的深入分析,准确把握普惠金融发展目标与金融本质的两极对立特征,充分结合互联网金融业态模式的优势特点,应加快出台相配套的制度支持、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基于数据驱动金融产品差异化创新、基于020模式推进普惠金融进程、构建适应性的风险补偿与转移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2019年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转型发展的关键时点.经过起步、缓慢发展、爆发式增长、转型整顿等几个发展阶段以后,数字普惠将进入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家在严监管的同时采用了结构性放松的政策,数字普惠金融将以新的模式逐步进入下一个快速增长周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转型背后的动因与满足消费者需求、基础设施、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这种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且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宏观机制。要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竭力畅通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结论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互联网使用、市场摩擦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于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发现了显著的正向效果。即使使用不同的识别策略,或者不同的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果主要存在于高收入、高教育以及非农户籍群体中;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来提高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具体表现为降低交易成本、削弱有限参与机会限制、以及增强社会互动行为。     

数字普惠金融与未预期风险应对:理论与实证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并基于世界银行2014年和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增强贫困人口抵抗风险冲击的韧性。但考虑个体多重借贷行为后发现,适度借贷有益于改善居民风险分担,过度借贷则会损害其风险防御能力,进而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平滑效应,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这一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用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此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扩大风险分担网络、增进信任机制、培养金融习惯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本文为我国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合创新,营造健康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提供了一定启示。     

互联网金融资产的多目标投资组合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公众的投资理财行为。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下公众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变化与资产选择的基础上,构建基于CRRA(常数相对风险厌恶)期末财富期望效用最大化和VaR最小化的多目标投资组合模型。同时引入多目标优化的NSGA-Ⅱ遗传算法,并选择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出最优的互联网金融资产组合。研究表明:(1)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和资产组合选择。(2)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金融资产“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并兼顾了“三性”的相对统一。(3)模型求解结果显示,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为低风险类资产60%左右、高风险类资产40%左右。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互联网金融的经济逻辑与演进安排--基于普惠金融的帕累托改进视角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抑制宏观背景下的创新演绎,有着内在的形成机理,对推动普惠金融帕累托改进有着深厚的经济逻辑,但也隐含着潜在风险,需要作出理性而适度的演进安排。     

金融创新对我国现金使用影响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银行卡、电子货币、电子支票等各种金融创新的支付方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我国的发展情况,本文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从货币供给内生性角度,用Engle-Granger提出的协整概念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了我国现金在1979-1989年和1990-2006年两个时期使用的变化情况,拟分析我国的金融创新对我国现金使用的影响程度及趋势。     

贵州省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协调发展研究

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但金融发展中往往存在着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发展的非协调发展,从而制约着金融功能的发挥.以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相关评价指标对贵州省2009～2013年金融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利用SPSS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回归,结合协调性测度模型对贵州省金融规模、结构、效率进行协调性测算,结果显示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在2009 ～ 2013年间协调性较好,且趋向于更加协调;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相互发展的协调性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相互发展的协调程度次之,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的相互协调发展程度较低.根据现状考察和协调性测算的结果对贵州省金融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中心研究

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目前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对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中心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一体化并不会导致欧洲只存在一个(或少数几个)金融中心,尽管欧洲金融中心体系内各层次金融中心的功能和作用有了调整,但欧洲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削弱。中国各区域之间同样正经历着一个金融市场日益融合的过程,因而欧洲的经验对于中国金融中心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现状研究——基于2017年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消费者金融素养不足问题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对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本文梳理了现有的消费者金融素养理论和衡量方法,结合全国范围内采集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问卷数据,在主成分法和因子分析基础上构造公共因子来构建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指出当前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此外通过多维度进一步探究金融素养指数的影响因素,发现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年龄和地域等五个因素对消费者金融素养得分有影响,不同性别在金融素养得分略有差异。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要积极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二是要针对不同特征的金融消费者群体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方案,三是要关注地域差异,对消费者金融素养薄弱地区考虑加强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