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投资异质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对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动因的一个理论解释框架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文章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多重均衡现象,①因而可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置于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加以考察。在将部门间投资的异质性引入Ramsey-Cass-Koopmans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后,文章首先从理论上给出了个私投资比例变化影响经济稳定均衡点,且更高的个私投资比例将导致经济处于更高稳定均衡点的命题。然后,文章在考虑理论模型证明与计量模型衔接,以及计量模型参数估计与统计推断有效性的基础上,利用一般VAR和SVAR的脉冲响应分析,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在已有研究结论与传统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之间做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嫁接,从而使得这些研究结论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以“中等收入陷阱”视角看待当今中国的发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跨越以外,其他国家都深陷其中无法发展。中国在2010年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如何立足基本国情,借鉴他国经验,成功避免陷入其中是值得思索的。     

从“中等收入陷阱”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是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经济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经济结构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发展中国家长期坚持"有增长无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良性循环,必须尽快实现三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快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产业结构及时实现优化升级;尽快完成有关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改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收入和消费视角的分析

通过横向比较中国和几个代表性国家在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表现,说明中国的消费、投资、储蓄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纵向基于1978~2011年数据,建立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回归找出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工资收入、人均储蓄、税收、城市化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若干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

经济发展史表明,每一个发展阶段,经济体都会面临不同的"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障碍。2009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诱因及特征出发,说明中国一定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还需要做什么。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也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本文总结了拉美国家、韩国和马来西亚三种不同类型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并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鉴,保障经济的安全和稳定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包容性增长理念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化解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中等收入陷阱"是较普遍的现象,比较优势的丧失、两极分化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丛生、政府治理失灵是其重要原因。中国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速下滑、社会矛盾积累、利益失衡、改革与发展不协调和国际"捧杀"等。用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有机衔接。     

以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韩国的经验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增长失速的现象。许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水平的20%～40%之后,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韩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数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民营经济的创新投资激发了技术创新热潮,快速的技术创新推动了韩国生产率的提升,缓解了工资上涨的压力,使韩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文章重点研究了韩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转型历程,并力图为中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评述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门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特征、成因和跨越战略进行评述,全面展示"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进展,试图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潜力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国家创新能力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速停滞或倒退,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跨越陷阱路径,在Keun Lee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日韩等国家及地区近30年来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的技术循环周期后发现,中国已跨越短技术循环周期拐点,正迈向长技术循环周期,表明中国已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引入人均GDP、全球创新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一步验证得出一致结论。最后,提出提升和永续保障中国创新能力的建议。     

结构调整视角下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研究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凸显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其根源在于产业和需求结构不合理.本文利用计量经济的方法证明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调整对中国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积极作用,并提出结构调整策略.     

基础研究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最优研发结构视角

基于1998-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从最优研发结构视角实证检验基础研究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最优基础研究占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为促进技术创新所要求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不同,东部地区所要求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高于中西部地区;任何偏离最优基础研究占比的实际基础研究占比都会拖累技术创新。东部地区实际基础研究占比低于其最优基础研究占比的幅度大,因此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损失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行业发展的影响

征收碳税已成为众多国家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采用1999～2008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部分行业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对征收碳税与经济增长和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在较低强度的碳税政策下,碳税对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阻碍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征收碳税对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不利于少数高能耗行业的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贫困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的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有31%可以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另外,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关系。在非农产业比重高的省份,金融发展会加剧贫富差距。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评价——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

从区域经济政策效应评价理论和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测度的多层次评价模型;从宏观经济生产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经济效益三个层面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通过西部地区不同层面经济数据,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和DEA模型实证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以动态偏离-份额空间模型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以企业跨期经济效益评价梯阶层次模型研究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不断增强。选取2014—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地市级区域统计数据,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成都耦合协调度略微高于重庆,而重庆明显高于经济圈其余地区,且三者之间存在极度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提高耦合协调度的具体建议。     

风险投资引入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知识溢出的调节与门限效应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试图回答地区风险投资引入能否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采用固定效应和门限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发展质量层面,发现地区风险投资水平能够从产业价值创造、技术密集水平、绿色化发展等方面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风险投资对产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受地区知识溢出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知识溢出对风险投资与产业价值创造、技术密集水平、绿色化发展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调节作用还表现出门限效应。分区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从风险投资角度看,上述发现为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互联网+”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在5%的水平上对工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效应。由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可知,“互联网+”既可以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也可以通过绿色发展这一传导机制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据此,建议加强“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工业企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促进工业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历史沿革及演变路径律分析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经历了初创与曲折发展期、改革与完善期及国家层面的全面推动期3个阶段,其资助模式亦由行政指令性的"大科学"资助向具有市场特征的项目式资助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在系统构成、管理模式、资助理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演变,体现出以下路径律:从资助理念层面讲,基础研究开始从"边缘资助带"转变为"核心资助区";从资助体系构成层面讲,基础研究执行主体从开始的"中科院一元主导"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存与博弈";从资助模式层面讲,我国基础研究活动向日益具有"市场性"特征的项目式资助模式转变;从管理层面讲,国家开始关注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活动,体现出从"统治"模式到"治理"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