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

加快贸易方式转型,对我国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安全高效稳定实现国际循环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匹配2001—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成本调节和创新激励的影响机制,显著削减加工贸易比重,并提高一般贸易比重,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在不同服务要素投入、不同服务要素来源、不同制造业企业、不同时期中存在差异影响。因此,优化国内制度环境、深化服务业开放以及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贸易方式转型效应的重要战略政策。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制造业服务化——机制识别与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的效应差异

作为驱动制造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倒逼"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手工整理的2013-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服务化数据,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两个视角系统考察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倒逼"制造业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主要表现为其对嵌入式服务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混入式服务化的影响不显著;特别地,这种"倒逼"效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机制分析表明,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难以通过信息技术投资间接驱动制造业总体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但能够通过该途径促进嵌入式服务化和抑制混入式服务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倒逼"效应.     

商业模式创新、先动市场导向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研究

服务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商业运作模式并重获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然而,学术界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内在机制仍然缺乏认识。基于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视角,探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路径、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导向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具有不同影响,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显著影响协作性服务,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显著影响生产性服务。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除受到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到企业对顾客需求响应的影响,即先动市场导向的中介作用。     

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的耦合交互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制造业转型目前存在数字化与服务化滞后的双重困境，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的耦合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基于历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各省市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发展存在耦合协调的问题。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揭示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交互对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在生产率提升上具有明显的交互效应，且数字化与嵌入式或连续型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的交互效应表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地区、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成长期企业。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的交互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和服务化耦合发展的建议。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趋势。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等合并数据,系统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首先,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而且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运输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分销服务化的价值链提升效应作用明显,而电信服务化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电信服务化改革需要引起更多重视;其次,本文运用微观企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垂直效应(产品质量)和水平效应(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品质。资产专用性越高的行业,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影响越大。省际间服务要素投入对企业产品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产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结果表明,企业服务化转型存在地区同群效应,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学习模仿是企业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产生机制,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存在异质性,固定资产比重低或客户集中程度高的企业,开展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更显著。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知识密集服务嵌入、跨界搜索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关系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嵌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关系网络在制造企业服务化与服务创新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但究竟何种网络嵌入特征能够促进制造企业跨界获取服务创新相关知识进而促进服务创新尚不明晰。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组织搜索理论,构建了知识密集服务嵌入、跨界搜索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间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36家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对模型和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密集服务嵌入的4个特征——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数量与关系多样性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跨界搜索在知识密集服务关系嵌入特征的关系强度、关系质量与服务创新的关系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知识密集服务结构嵌入特征的关系数量、关系多样性与服务创新的关系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验证

基于2007—2019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扩展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发展影响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区域内服务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呈“U”形，而区域外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增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区域内服务化和区域外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11.2735)后，三者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均显著提高。根据以上结论提出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为区域外服务引入创造便利条件，结合地区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等建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会影响创新质量吗?

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在激励创新的众多制度安排中,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一环.为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国于2012年开始实施"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并不断扩大示范建设的范围.文章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使用2007-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结合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示范城市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质量,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高行政等级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弱于一般地级市,对高市场化程度城市创新质量的激励效应要强于低市场化程度城市,而设立示范城市的正向效应不存在显著的区位异质性;(3)作用机制甄别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强化政府战略引领、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与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予以实现;(4)在使用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微观层面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示范城市的设立对企业的发明专利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实用新型专利质量并未呈现显著性.     

创新投入、本地市场效应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制造业,面临国内发展条件与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叠加影响,突破口在于准确把握创新投入、本地市场效应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差异化影响与作用机制。文章选取200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分析方法加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新投入方面,研发强度与人力资本效应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人力资本效应可以强化研发强度的促进作用,但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本地市场效应在规模与结构维度都显著正向促进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但结构失衡弱化规模效应的正向影响。因此,应根据发展阶段特征、区域异质性制定差异化指导政策。     

产业政策、创新与制造企业服务化——基于“中国制造2025”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运用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以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投资激励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同时,产业政策可能通过降低投资收益率抑制创新,进而阻碍制造企业服务化。上述结论不仅能够丰富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异地合作创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生产和创新模式将产生巨大影响。文章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制造业企业中推行的“两化”融合试点工作为背景,通过匹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转型的异地合作创新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未进行“两化”融合的制造业企业,试点企业的异地联合申请专利数量明显增加。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效应在边缘城市、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研发背景高管占比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组别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压缩时空距离和流程再造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扩展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合作创新效应对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活动都存在正面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能有效促进异地不同知识背景的主体相互合作,有效发挥了知识匹配效应。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积极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机遇,加强数字化场景建设,降低企业合作成本促进企业合作创新等政策建议。     

共享式服务创新：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突破路径研究

共享式服务创新作为共享经济模式在生产制造领域应用的重要创新形式，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以沈阳机床集团和海尔集团为案例母本，通过纵向组内复制，依托时间序列，厘清共享式服务创新培育、转型和全面发展3个阶段的特征。通过横向组间对比，依托程序化扎根分析，提炼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的直接因素、中介因素和风险因素。通过分析共享式服务创新在推动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创新陷阱”，剖析相应突破路径，规避潜在风险，使其成为激发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优势动能。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创新带来新的契机,深入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创新的微观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新性地测度了中国各行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选用2014-2019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于中国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还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促进企业创新的具体机制包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促进企业国际创新合作。(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前沿技术企业、非劳动密集型、高竞争行业以及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而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更为明显,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地理区位不是关键异质性因素。研究结论为渐进有序推进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实现中国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中国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制造业服务化、服务网络联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构建了以服务网络联盟为传导机制的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以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高省份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机制。结果表明:传统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战略转型绩效的改善与提升与其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创新网络活动密切相关,即与社会服务网络成员结成联盟获取有助于战略转型的互补性资源或能力在其绩效获取与改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与社会服务网络成员结成联盟的过程中,制造业企业的网络联盟能力对服务网络联盟与服务化绩效的关系具有强化作用。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