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参股企业股权管理难点和对策

国有参股企业,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出资者拥有国有股权占企业总股权百分之五十以下的企业两种类型。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以及社会经济的进步,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变化而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就导致国有参股企业在股权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难点和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以及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可能导致投资风险不能及时解决等隐患。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对现阶段我国国有参股企业的股权管理难点做了介绍,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指导和帮助。     

我国上市银行股权制衡度现状及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总体特征作为参考,从股权结构的制衡度出发,考虑到数据的可取性、完整性,选择14家上市银行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股权制衡度现状,通过对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银行风险承担与与股权制衡度成负相关关系。这也验证微观模型的计算结果,并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应该适当降低集中度,降低国家股比例,优化外资股持股比例,推行加大股权制衡度的建议。但同时要保护除第一大股东外其他股东相关利益合理股权结构,加强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督和自身对风险承担的控制,从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     

浅析金融衍生工具对国有上市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

金融市场逐步打开,金融创新日益推动,金融衍生工具进入我国市场后,便以其独具功能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衍生工具市场主力军各大国有上市银行纷纷上演着相关价值角逐,竞相在在这个极具吸引力的创新新兴市场。但金融衍生工具这个特殊市场涉及到银行的风险管理。本文从国有上市银行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国有上市银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现状,并通过实证浅析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     

金字塔股权、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企业风险承担

金字塔股权结构下两权分离和终极控制人的存在导致股东和经理人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有文献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本文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越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越高;相比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金字塔层级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优化地区制度环境差异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监管体制有借鉴作用。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西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前沿研究述评

股权激励是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冲突的有效方法,但关于股权激励对代理人经营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文从股权激励和风险承担的量化方法及两者关系这三方面对有关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西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关系的前沿文献进行综述,并指出我国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趋势,以期能对研究我国股权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影响有所借鉴。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企业风险承担是企业进行决策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对提高企业价值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回顾相关国内文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主要从社会因素、企业因素和管理者因素三个方面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文献述评。社会因素中,我国学者主要分析了货币政策、财务柔性及政府补贴几个因素对企业承担风险的影响。企业因素中,学者们从企业所有权性质、投资者持股以及上市媒体监督等几个角度分析对企业承担风险的影响。对于管理者因素,国内学者研究了关于董事长个人特征、代理成本与营收计划的关系,以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我国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属于经济学界的新兴研究热点。基于2007—2012年14家上市银行的数据,运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我国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分析了非国有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激励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银行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更为敏感。此外激励效果的产生依赖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特征和宏观经济形势。     

我国国有上市企业股权激励研究

股权激励制度是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从美国开始兴起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中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其管理实践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企业上市数量的增加,股权激励制度也开始在国内受到重视,我国也开始不断的进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民营企业上市的风险

急于上市实现融资的民营企业在决定上市之前，必须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为什么要上市?真的必须上市吗?上市的成本是多少?自己的企业适合上市吗?     

政府经济人行为与国有产权流动性——基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数据分析

在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会对转让的国有资产设置各种条件,从而影响到国有产权的流动性。利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布的2007年12月—2008年12月的742项产权交易项目数据,对国有产权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转让产权比例越高,挂牌价格越高,标的企业员工越多,产权流动性越小,产权市场成交时间越长;从受让条件看,对意向受让方资本要求越高,支付期限要求越短,承担债务压力越多,产权流动性越小;此外,产权转让监管机构级别越高,产权流动性越小。     

国有企业比重演变特征及趋势分析——兼论“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国有企业的进入与退出,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其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基本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其比重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应该与非国有企业保持适度平衡。在当前市场经济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食品、医药等,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再退出,而且还要适当增加比重,以引领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管理理念对心理契约破裂的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

通过对1022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探讨不同所有制企业雇员的管理理念对心理契约破裂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破裂程度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市场竞争理念对心理契约破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其影响更强;雇员价值理念对心理契约破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中其影响更强.为降低心理契约破裂对员工和组织的影响,国有企业应营造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组织氛围,而民营企业应更好地满足员工的需求.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文章尝试建立一个风险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代际传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及经济后果。基于2004-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数据，文章以家族二代继任者成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时点作为代际传承始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降低。与“家族—家族”类别的接班方式相比，在“职业—家族”类别的接班方式下，代际传承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效应更明显；创始人弱参与下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低于创始人强参与下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此外，代际传承通过企业风险承担这项路径引起企业会计绩效下降。     

商业银行国有股权绩效探析

对“国有股权是否需要退出商业银行”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命运、前途与未来,影响到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决策,甚至影响到一国(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难题。本文从商业银行国有股权宏观绩效和微观绩效指标的界定入手,通过对海外商业银行国有股权边界变迁价值的数据分析,认为商业银行国有股权边界缩减对银行金融绩效的提升有一定的正效应。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的区域性考察——基于浙江数据

民营企业是浙江产业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主体．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奇迹般快速发展,最为突出的是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产品与要素市场行情变化等多种原因,简单加工和单个产品超量生产隐含着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不足,部分民营企业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困境。经验表明,企业的成功整合能够提升“聚合体”的运营效率．因此民营中小企业有必要通过要素整合形成灵活的专业化分工聚合,以此来推动企业提高营运水平。     

资本配置扭曲与民营企业出口生存

面对出口贸易限制增多的压力,提升我国民营企业出口生存概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考察资本配置扭曲对我国民营企业出口生存时间和生存概率的影响效应、渠道和后果。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率和退出率高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出口4年以后生存率大幅下降;资本配置扭曲程度越高则民营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越大、生存时间越短;从驱动因素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资本密集度下降是资本配置扭曲降低民营企业出口生存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提高对沿海城市、资本密集型以及2002年以后民营企业出口危险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n Private Equity Backed Companies: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We empirically show on a sample of 270 unquoted, private equity backed companies that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 of private companies impacts the quality of their publicly availabl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More precisely, companies in which private equity (PE) investors have a high equity stake produce lower quality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an companies in which PE investors have a low equity stake, after controlling for factors like company size and age. We explain our findings by arguing that PE investors with low equity stakes have a higher need for high quality accounting information whereas PE investors with high equity stakes have other means to closely monitor their portfolio companies. This paper has benefited form discussions with workshop participants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We specifically want to thank Lorraine Uhlaner and Mike Wright (guest editors), two anonymous referees as well as ignace De Beelde, Wouter De Maeseneire, Marc Deloof, Miguel Meuleman and Lloyd Steier for helpful suggestions. Part of this research was completed when Christof Beuselinck was an FWO Scholar at Ghent University.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Fonds of 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 (Grant G.0012.02) is kindly appreciated. The usual disclaimer applies.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得税问题探讨

自然人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税率偏高;法人合伙人分得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取得的投资性收益是否免税以及企业法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合伙企业的股权投资损失是否可以抵减其盈利等,这些问题在新的合伙企业法中既有不合理之处,也有不确定因素。建议:自然人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税率标准统一定为20%;法人合伙人分得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取得的股息等投资性收益,应该享受免税待遇,法人合伙人可以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合伙企业股权投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