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皖江经济带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而迅速崛起的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基于2011—2020年皖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皖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优化是其影响的主要途径。因此,要抓住数字经济赋予制造业的机遇,实现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走出具有皖江经济带特色的“数字经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转型之路。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转换发展动力的关键。在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已成为技术领域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关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互动关系,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现阶段地区产业结构阻碍了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基于此提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基础、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形成畅通的联动发展机制,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协同集聚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PVAR分析

为廓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外部性(专业化外部性、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不同协同集聚外部性存在差异，专业化外部性较多样化外部性更能促进产业升级，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机制；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表现为促进和抑制并存的交互作用，短期内虽表现为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协同集聚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具有区域异质性，专业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促进和抑制并存的交互关系，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在东西部地区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中部地区协同集聚与产业升级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采用Baker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CPI均产生了短期的负向作用.通过分区域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而对西部地区消费与CPI的影响更大.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投资的短期影响较显著,而对西部地区投资的长期影响较显著.该结论表明,政府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区域效应.     

数字金融与技术进步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立足于我国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数字金融-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提高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均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研究——基于GVC理论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的贸易总量和GDP高速增长,但是出口的主力军——制造业却总是处于世界落后地位,其结构升级一直未能实现。利用全球价值链(GVC)方法,首先解释中国贸易量激增的现象,然后从GVC治理和产业链升级等角度揭示中国制造业长期停滞不前的三大原因,最后基于这些原因给出中国制造业突破困局的方法。     

空间效应视角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基于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分析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双循环"战略的现实背景,基于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空间效应视角下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经济集聚与本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呈"倒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盈利能力呈"U"型关系.同时,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利用指数衰减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分别为450km和550km.本土市场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是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本土市场效应存在负向作用,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存在正向作用.本文以空间效应视角为切入点,为理解"双循环"战略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业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剖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11—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效应，并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协同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递增影响效应，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可分为双高型、双低型、数字产业化加强型、产业数字化加强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态关联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对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间的动态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但相互影响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性;长远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贡献大于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贡献,而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情况却与之相反,且整体存在较大差异。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

基于我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引入交互项进一步说明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具有促进效应,而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具有负向影响。此外,在不同区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条件下,应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在追求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就业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组态视角下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动力机制研究

与数字经济融合是传统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如何激发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内生动能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基于组态视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172家机械制造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传统制造业和数字经济融合的多重并发和非对称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发现：(1)新战略、获取补贴、降低人工成本、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人才集聚、数字基础设施均不是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必要条件;(2)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高融合动力存在政府补贴驱动型和外生因素齐备条件下创新引领型两个有效组态;(3)非高融合动力组态的数量、案例覆盖度都远远高于高融合动力组态。     

风险投资、制度情境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在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导向的经济环境中,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以我国内地30个省份（西藏数据缺失）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研究风险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引入对外开放程度和社会信任作为制度情境变量,探究其对风险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通过资助新兴产业形成产业扩散效应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度情境优化可以有效缓解风险投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提升创新意愿和创新要素匹配效率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鉴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时间尚短、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等客观现实,为提升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首先应在鼓励风险投资多方合作的同时加强监管;其次要在积极吸引外资风险投资的过程中为我国本土风险投资的海外发展创造条件;最后,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及市场机制建设,使风险投资发挥更大效用。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