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公积金约束、家庭类型与住宅特征需求——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

公积金约束正成为分化不同类型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和消费偏好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1995年和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检验公积金约束对不同类型家庭住宅特征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住宅特征需求方面,公积金约束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单位类型差异、职业类型差异、职称差异和行业收入差异。其中,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在提高住宅结构特征需求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公积金支持;而在住宅邻里特征需求方面,公积金制度对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贡献度较高。在引入工具变量、检验公积金变量的内生性偏误时发现,城镇家庭在改善型住房需求方面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较强的依赖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定位应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并根据家庭类型实行有差别的政策。     

城乡居民个体特征、社会网络与借贷途径

金融可获得性对于鼓励城乡居民借款进而刺激消费具有重要作用。城乡居民借贷作为家庭消费金融意识和需求的体现而备受关注。以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13946个中国家庭入户调研数据为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网络对借贷途径(银行贷款、亲友及民间借款)的影响。研究发现:(1)户主年龄、家庭资产和家庭规模对银行贷款和亲友及民间借款都有显著影响;(2)户主学历对银行贷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亲友及民间借款基本没有影响;(3)农村家庭对借款的需求较大,比城市家庭获得更多银行和亲友借款;(4)社会网络对银行贷款和亲友及民间借款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数字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商业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社会稳定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素养对个人和家庭的金融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微观层面上实证研究了数字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素养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数字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年限、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地区的户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素养能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互动水平，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由此，本文提出了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开展数字技能与知识普及教育、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新型商业模式等推动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建议。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创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养老保险广度与养老保险深度两个维度分析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及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后,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依然具有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青壮年群体、城镇群体、男性群体中;在影响机制方面,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家庭创业。据此,文章提出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进程,通过创业培训和改变融资环境来推动家庭创业等政策建议。     

家庭社会网络与保险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参与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居民一旦参与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参与程度会随着家庭社会网络扩展而显著提高。此外,本文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风险偏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和良好的健康状况都会推动家庭参与保险市场。注重家庭社会网络间的互动是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     

职业声望与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股票市场都存在"有限参与之谜",在以往解释股票市场有限参与的研究中很少关注职业声望的作用。本文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户主的职业声望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户主的职业声望越高,其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越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替换核心变量、删除极端值等之后仍是稳健的。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户主的职业声望会通过认知能力和风险偏好影响股票市场参与。因此,采取措施增加职业的向上流动有助于促进我国居民参与股票市场。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贫困群体生活的影响——基于 CHARLS2011～2015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探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否对低收入的贫困群体的生活产生更显著的效用,从而论证该制度是否助力扶贫工作。因为养老金是收入的组成部分,而收入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因此养老金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效用可能存在差别。本文按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区分贫困与非贫困群体,基于CHARLS 2011 -2015年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指标,使用断点回归发现新农保养老金对贫困参保群体在食品消费方面产生更显著的效用,有助于扶贫工作。并使用含复杂时变效应的二元变量模型,进一步发现该效用在养老金开始发放时显现。本文结论有利于认识新农保政策对扶贫的作用,并将扶贫工作和已有的社会保险政策结合,以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信用卡、风险应对与城镇家庭股市参与

信用卡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平滑消费,但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尚缺少事实检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和2013年的调查数据,本文首次检验了信用卡对城镇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制家庭财富、融资渠道、社会资本等特征,持有信用卡在边际上促进了家庭的股市参与率,股市投资额取决于信用额度。(2)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并未像流动性约束理论预测的可以平滑消费,反而刺激了家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最终提高了储蓄率。原因在于,中国家庭更多地将信用卡作为应对未来短期突发性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在当期将更多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上,以实现资本积累。使用信用卡数目、信用额度等多种衡量方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IV)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等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稳健。该研究有助于理解信用卡在中国家庭投资决策的作用,并为流动性约束或有限股市参与假说提供中国经验。     

Is domestic consumption dragged down by real estate sector?—Evidence from Chinese household wealth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domestic consumption dragged down by real estate sector,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in 2012, 2014 and 2016.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index represented by food, daily necessities an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rate, and builds a model based on LC-PIH theory to analyze whether the change of household wealth has wealth effect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risk-free financial assets have a squeezing effe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risky financial assets, net real estate and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have a significant wealth effe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d how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esident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China.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方式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CFPS2016数据,研究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并对线下社会互动有挤出效应;而线下社会...     

集体主义与居民家庭消费——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

采用详实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集体主义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社会融入、情感表达和自我控制等四个方面,本文进一步构造了综合集体主义观念,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的回归结果显示,综合集体主义观念显著提高了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其中,稳定的社会网络、社会融入和情感表达显著促进了居民家庭消费,而自我控制显著抑制了居民家庭消费。分消费类型看,综合集体主义观念及稳定的社会网络显著提高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消费。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互联网普及率更高的地区,集体主义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小。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重视集体主义文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及其因区域信息化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以提高政策的精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