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1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政治关联视角下的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以2010-2011年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企业政治关联这一研究视角,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虽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收入,但其技术创新投入反而少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因此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补贴才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视角

利用2010-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各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各所有制企业对外源性技术来源的吸收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所有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国外技术引进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国内技术购买对民营企业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企业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自主研发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考察吸收效率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各种来源技术吸收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一定差异。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税收优惠、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税收优惠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下,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当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多策组合”的税收优惠体系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影响的比较——“厚此薄彼”还是“双赢策略”

尽管绿色技术一直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些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率却很低。企业在非绿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上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基于199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绿色技术,绿色技术的前向引用次数更多,且产生了更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后续创新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力。此外,由于高能耗行业存在转化成本高、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随着能耗水平提升,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的正向影响力逐渐减弱。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对政府设计绿色与非绿色创新“双赢策略”,促进企业从“厚此薄彼”转向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根本途径,厘清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以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用能权交易制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依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权性质不同而不同。究其原因,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TC）指数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     

市场导向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模型构建与路径分析

基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和驱动力转换介质的分析，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并给出要素的内涵特征及所遵循的准则，阐述了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于系统环境中，并以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化机制是其驱动力转换的重要介质。基础知识突破、企业社会资本积累、产品市场需求、企业创新网络、消费主体意识、市场准入时机及政府政策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模型的重要构成。构建和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必须遵守适合性准则、动态性、干预性及系统性准则，而释放绿色技术创新要素供需信号，促进创新所需要素协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是市场导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     

低碳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中国低碳试点政策诱发了地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绝对水平及相对水平;②相比于命令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市场型工具是低碳试点城市地方政府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有效手段;③从专利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更有利于推动地方企业在替代能源生产、能源节约以及废弃物管理相关技术领域的绿色创新活动,且相对于绿色发明专利,低碳试点城市地方企业更倾向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④从企业所有制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同时诱发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更高。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实施范围,建立灵活的市场型工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在中国经济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关键。众多考察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中,鲜见从宏观电子商务发展视角考察其对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选择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电商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企业内部管理性交易成本和外部市场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电子商务普及与应用对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以及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电子商务对服务业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制造业,对外部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内部管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