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低碳发展协同的测度与推进研究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与低碳发展的协同机理,对中国省域层面两者的协同关系进行测度,并考察了区际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接近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较低;多数省区在推动低碳发展的过程中未能形成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从而导致两大系统的协同度较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引领区”,而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和西南地区与“引领区”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接近关系。因此,有必要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引领区”的核心作用,通过逐层构建区际创新合作网络来增强省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民间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补充,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以环境规制为中介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和Matlab2016软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9-2016年民间投资和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在K阶近邻空间权重矩阵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效应;单一的民间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因民间投资目前主要集中在产业低端,与环境规制结合时并未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为此,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有效供给;建立环境倒逼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发挥区域协同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2)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市场导向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模型构建与路径分析

基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和驱动力转换介质的分析,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并给出要素的内涵特征及所遵循的准则,阐述了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于系统环境中,并以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化机制是其驱动力转换的重要介质。基础知识突破、企业社会资本积累、产品市场需求、企业创新网络、消费主体意识、市场准入时机及政府政策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模型的重要构成。构建和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必须遵守适合性准则、动态性、干预性及系统性准则,而释放绿色技术创新要素供需信号,促进创新所需要素协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是市场导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低碳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中国低碳试点政策诱发了地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绝对水平及相对水平;②相比于命令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市场型工具是低碳试点城市地方政府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有效手段;③从专利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更有利于推动地方企业在替代能源生产、能源节约以及废弃物管理相关技术领域的绿色创新活动,且相对于绿色发明专利,低碳试点城市地方企业更倾向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④从企业所有制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同时诱发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更高。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实施范围,建立灵活的市场型工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与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扩散:来自德国的考察

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低碳技术创新和扩散,低碳技术创新和扩散受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直接影响。总结归纳政策工具类型、设计要点及其组合特征,分析德国海上风电技术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特征,并定性研究政策工具、组合特征及相应组织对德国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扩散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各政策工具对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扩散具有正向影响;全面性政策工具组合能够克服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扩散面临的市场失灵、制度失灵和其它瓶颈;政策工具组合特征在单个政策工具对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扩散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政策工具组合全面性、可靠性、一致性程度与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扩散正相关;政策工具组合可靠性与全面性、一致性之间在对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影响中存在互补关系。     

基于云模型的区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评价

基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视角,运用2019年我国内地省域数据,构建包含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创新环境4个维度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云模型评价方法,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中最主要的影响维度;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整体处于中等成熟度,且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基于全新视角,提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