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与企业创新

股权激励和反收购措施是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06—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和企业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考察两种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但反收购条款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情景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股权激励的创新效果相对稳定,但反收购条款的负向调节作用明显受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程度低、股权分散程度低及高管风险偏好程度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及反收购条款的公司治理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13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突破了激励对象仅为公司高管的局限,并根据企业的产权特性进行异质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高管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包括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要素研究发现:激励差距与模式无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创新产出;授予范围在两种模式下作用相反,范围较大(较小)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以及只在股票期权模式下得到,有效期较长更能促进创新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业绩考核较为严格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但过于严格会抑制创新。本文结论为上市高科技公司实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要素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非效率投资:抑制或者加剧?

本文选取2006-2013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成功的草案为初始样本,在识别和划分股权激励计划动机的基础上,首先检验分别基于激励型动机与非激励型动机的公司非效率投资是否存在差异,然后进一步研究两种非激励型股权激励恶化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相比于激励型股权激励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非激励型股权激励却加剧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不仅如此,两种非激励型动机为了实现控制人收益的获取而进一步恶化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上述结果表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制度与公司投资决策之间关系受到公司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动机的影响。     

表里相济:财政补贴与股权激励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协同效应北大核心CSSCI

运用财政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时,既可能出现财政补贴分配前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可能出现财政补贴分配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认为,“表里相济”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即财政补贴政策作为一种激励企业创新的外部机制,必须有企业内部机制的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当企业内部存在股权激励以及股权激励在高管激励结构中的比重较高时,财政补贴更能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这些结果在排除反向因果关系、样本选择偏误后依然成立。本文最后从创新产出、人才集聚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价值等方面,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作为财政补贴协同机制所产生的积极后果,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财政补贴能起到实质性的协同效应。     

企业金融化会促进创新产出吗?——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微观企业金融投资和套利行为不断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明显上升。选取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在其中是否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挤压了研发投入,抑制了创新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均发挥了调节作用。     

企业股权激励下的财务体制创新探讨

随着当前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为了激励企业的经营者更好地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服务,股权激励机制在上市公司中得到广泛运用。它在特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决策越来越科学,产生了积极的财务效应,但也带来了潜在的财务危机,随着美国安然公司财务丑闻的爆发,这种内在矛盾被不断的激发。只有通过不断地财务体制的创新,使其更加适应当前企业股权激励机制下财务的处理需求,才能更好地实现当代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资本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     

企业股权激励实践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发激烈,内部核心人员流失与代理问题成为各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为确保企业实现长足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核心人员流失及代理问题,因此股权激励机制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薪酬机制。其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能帮助企业留住更多的人才,提升企业发展效益。为此,文章首先阐述了股权激励的概念,通过探讨企业股权激励中的管理层薪酬改革内容,分析企业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与实践方法,希望能提高企业股权激励的实践效果,促进企业正常运行。     

公司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良好的股权激励体制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调动经营者积极性,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股东、公司、个人的共同利益。本文旨在采用实证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实际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从而验证激励与业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     

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大。基于制度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而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也更得到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特殊经济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工薪所得税筹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结合我国工薪所得税税负较重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探讨工薪所得税筹划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工薪所得税筹划程度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2)员工应税压力越大,二者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且2011年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会抑制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纳税筹划主要通过降低工薪税负的不利影响,强化薪酬的激励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当公司为国有企业或公司处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大的地区时,二者的正向关系更强;(4)当企业人均薪酬波动较大时,二者的正向关系削弱;(5)当创新员工更有可能是避税行为的受益者时,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更强。本研究对于降低工薪阶层税负,以及如何提高企业创新意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内生性,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股改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股改后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结果表明应该将研发投资作为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条件之一;此外,合理的安排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配置比例是保证企业有效进行研发投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本文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股权激励内生性的理解,并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     

债务结构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债券融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高息委托贷款与企业创新

本文分析了参与以高息委托贷款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对企业创新活动和未来业绩的影响。通过结合管理层的短视理论,本文分析了企业从事高息委托贷款后企业创新活动变化以及盈利水平和构成的变化。结果表明,当年从事高息委托贷款降低了企业未来的专利产出水平和投入水平,并伴随未来营业利润资产收益率更低和营业外利润资产收益率更高的情形。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从事高息委托贷款与否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更多表现出盈利结构上的差异,说明从事高息委托贷款的根本动机是源于管理层的短视。     

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传统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专利产出水平显著越高。进一步检验揭示,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专利侵权风险等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我们还发现,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全员辐射效应有利于激发全体员工创新热情,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成果的实际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了儒家思想促进创新的内在逻辑,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同时丰富了“文化与企业决策”国际前沿文献,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的经验证据。     

Corporate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 overview

This position paper introduces the special issue on “Innovativ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Pathways in a Disruptive Environment”. The paper develops a framework to review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s (DTIs). Then the paper review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DTI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principles and desig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ing mechanisms at the organisational level. Following on from that,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emergent DTI-related structural models that shape the demand for and changes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ing mechanism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ree papers in the special issue are discussed. The paper concludes by proposing several research them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designing more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governance systems, drawing on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This complements call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accounting in our special-issue papers.     

企业创新效率研究——来自股权质押的影响

本文结合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股权质押频繁的现实背景,利用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1)当第二类代理问题越严重,或质押风险越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越明显,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伴随的掏空效应及短视效应,是导致二者负向关系的重要原因;(2)掏空效应和短视效应在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上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3)研发投入强度下降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规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民营化企业为实验组、以国有企业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而融资约束是抑制民营化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对民营化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拓展了民营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且从民营化的角度为金融市场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本文有助于澄清有关民营化的争议,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国企混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基于格力电器的案例研究

本文从国企混改进入全方位深化的现实背景出发,对格力电器自上市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了公司混改方案及对应的股权结构的变化。通过EVA分析得到混改导致公司财务业绩大幅上升,并从股权激励的视角分析了格力电器市盈率长期低于美的集团的现象。随着格力电器新一轮混改的完成,可以预见其将为相关各方创造更大价值。格力电器混改的模式对国有企业混改特别是竞争性国企混改具有借鉴意义。     

Innovate or die: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bankruptcy forecasts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probability of bankruptcy. Estimating the discrete hazard model with a comprehensive set of bankruptcies spanning the period of 1980–2009, we find several previously neglected innovation-based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bankruptcy probability, especially for firms belonging to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R&D productivity demonstrates persistent significance across different prediction horizons whil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patent count becomes larger and more significant at longer prediction horizons. We also find that a firm’s organization capital intensity correlates positively with future bankrupt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