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差异比较

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对完善市场机制、维护社会利益有重要作用.本文从政府规制、披露动因、披露内容以及披露模式等角度对中、日两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差异进行比较,借此对我国企业在促进环保信息披露规范化进程中有所帮助.     

中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发展的比较研究

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对发展循环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和实践也相对落后,因此,有必要研究借鉴日本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先进经验。有鉴于此,本文在比较中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的基础上,针对中日两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差异产生的原因,提出应在完善立法、改变政府监管体制、重视公众参与、开展第三方独立审计、引导企业自愿披露以及加强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逐步提高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网络同群效应触发机制及其检验

环境信息披露是外界了解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途径,上市公司网络搭建了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渠道。现有同群效应研究对企业所处的网络关注不足,未深入挖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网络同群效应的触发机制。本文基于董事联结关系构建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网络,建立了三类网络同群质量指标,揭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网络同群效应中的“核心引领”机制和“见贤思齐”机制。研究发现：从核心引领角度,同群数量正向影响焦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同群数量对焦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中,竞争压力起到了调节作用;从“见贤思齐”角度,披露领先同群、规模领先同群、位置领先同群正向影响焦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且焦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见贤思齐”机制中存在马太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分析师跟踪数量多的企业样本分组中,“核心引领”“见贤思齐”两种机制的影响程度均相对较高。据此,本文提出企业不仅要在行业互动中学习领先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还要通过网络嵌入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企业经营绩效、媒体关注与环境信息披露

督促企业披露有“含金量”的环境信息,对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本文从经营不善的视角探讨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将环境信息分为“财务类环境信息”和“非财务类环境信息”两类,分析其披露倾向,并讨论媒体关注对上述披露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在经营绩效不佳时提升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媒体关注对此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原本倾向于披露非财务类环境信息,但在媒体关注的治理作用下,企业更侧重于披露财务类环境信息。所有权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乐于在经营不善时披露环境信息,特别是非财务类环境信息;媒体关注能强化非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时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促使其增加财务类环境信息的披露,而对国有企业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更理性地认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并为督促各类企业披露有“含金量”的环境信息提供了思路。     

现金流预期、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管控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受到来自社会公众、政府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企业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关注日益增加。基于2007-2017年深沪两市3512家A股上市公司总计22284个样本观测值,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中的词频统计来构建企业环境管控信息披露指数,研究企业现金流预期对当期环境管控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政府环境监管对现金流预期与环境管控信息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对未来的现金预期与环境管控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政府环境监管能显著增强企业现金流预期与环境管控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     

责任指数、公司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保护与环境信息的披露愈来愈受到各方的重视,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出台和2009年社会责任指数的推出及对指数成份股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为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奠定了基础。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然较低;上市公司被纳入社会责任指数成份股之后,提高了其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重污染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国有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与完善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与监督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对2014—2016年238家沪市主板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714个观测值展开数据分析,实证研究其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环境信息披露评分体系,以手工收集与计算得出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量化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具有1%显著性水平下的正向影响,即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其财务绩效相对越好;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1期的时间滞后效应,且这种影响效应逐年减弱;该影响效应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出的作用力不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生态补偿机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需求分析——以长三角大都市群生态功能区为例

由环境产权视角出发,从生态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与融资机制三方面分析生态补偿机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需求的原因,接着由信息广泛度、精确度和标准度三个维度提出6项生态补偿机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质量要求。最后,根据这6项要求以江浙沪三省市重污染上市公司2013~2014年所有企业信息披露渠道数据为样本,评价了长三角大都市群生态功能区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研究发现:披露环境信息企业的广泛度可以满足生态补偿制度的需求;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连贯性基本满足需求;但是信息披露的多样化、精确度和披露方式的集中度均不能满足需求;总体来看,当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不能满足生态补偿制度的需求,需要更多的政策规范。     

基于社会责任报告书的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探讨——以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当今世界,由于经济的发展,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纷纷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书,披露环境信息。特别像钢铁行业这种对环境有重大影响企业,更应该全面、系统披露相关环境信息。文章通过比较分析我国19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在2008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书中披露的环境信息,找出我国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局限性,进而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模式下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以湖南上市公司为例

强化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责任,强制上市公司履行和承担环境责任,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以湖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论表明：公司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规模大的公司更有动力披露环境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成本;发展能力、上市公司的负债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重污染行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重污染行业为向社会传递其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的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比例高于非重污染企业,且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丰富。本文对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初步研究

本文对国际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做了简要归纳。在此基础上,从环境信息披露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目前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样本企业面板数据,以投资者关注为中介变量,揭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投资者关注发挥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企业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于一定门槛值时,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否则激励效果不显著;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重污染行业及2015年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激励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更理性地认识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益,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共同构建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提供思路。     

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年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政策的颁布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构造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并结合PSM-DID方法考察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披露企业,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加应规披露企业的绿色创新专利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增加了环境监管部门、利益相关者团体和媒体对于应规披露企业的环保监督压力,这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本文实证检验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有关文献,证明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激励企业从事绿色创新,因而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以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制度构建。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双重差分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工作较为严峻的客观事实,结合地市级与微观企业数据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系统识别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以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创新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与缓解融资约束等有效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效应在地区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与环境管制较强地区企业创新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促进程度较强,且研发强度较高企业、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从政策中获益更大.     

怎样规范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和信息披露

尽管目前我国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可是,从整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对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环境信息披露的意愿普遍淡薄,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尚未建立统一的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企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企业环保意识不强,环保工作乏善可陈,不愿自愿披露;市场效果不明显,对财务收益贡献低,影响了企业对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初探

本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形式、内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企业应如何披露环境信息提出建议。     

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声誉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的逐步展开,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逐渐提高,由此催生了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探讨。本文以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与其绿色声誉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检验了这种关系在不同外部治理条件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漂绿”类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声誉获取”效应,而“声誉获取”的效应会因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和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而降低。“洗棕”类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声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针对企业的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建议通过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督两种机制加以治理,以提高企业绿色信息披露的质量。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当今社会,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企业都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他们主要都是通过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来了解一个企业的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应作出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有很多,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也是其中之一。其中,股权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监事会的监督职的发挥,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建设等公司治理的内容都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以上几个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国有企业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