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融资公司的现金分红和现金流操控研究

证监会2006年和2008年相继发布了强制拟再融资上市公司分派现金股利的文件,旨在提高股东回报。以2006年和2007年A股再融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政策颁布前后上市公司分红和现金流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证监会强制要求下,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有所提高,但股利分派也成为了大股东转移公司利益的手段。而且,公司的现金流在再融资前后波动较大,存在被操控的迹象。     

基于现金流指标的财务预警分析——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现金流指标,探讨如何把握现金流指标来进行财务危机预警,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41家处于财务危机的公司和41家财务正常的配对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的Logistic回归模型,并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投资者关系管理、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金字塔结构控制下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嵌入效应,尤其是在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股权结构中,投资者关系管理对现金流权公司价值效应的调节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严重分离,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自主性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高的家族上市公司中,作为内部人的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对公司价值的侵占效应会降低。     

债务约束、自由现金流与成本粘性

以2009~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自由现金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债务约束下自由现金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自由现金流促进成本粘性;债务约束下,自由现金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减弱。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例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2)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多数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终极控制特征并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并且分离度越大,公司持有的现金比例越低;(4)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将降低股票横截面收益,说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降低了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多元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待未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结果为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代理理论提供了证据。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性——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FHP与KZ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话题的争论,梳理并分析了两种观点的价值与分歧.然后基于2009-2013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并根据规模大小将样本分为三个类别,实证研究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结论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公司规模越大、融资约束越小”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适用“KZ批判”;融资约束只是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并不能用融资约束完全解释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现金流与投资之间显著正相关,过度投资能够更合理地解释这种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具有抑制过度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终极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正相关,表明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股股东有能力和动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加剧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效应的发生不仅需要能力和动机,还需要公司具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较少的现金流能够有效地约束终极控股股东的利益攫取,抑制过度投资。     

现金流权、超额控制与公司经营绩效

以2002~2006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1214个观察值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超额控制现象较为严重;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具有正的激励效应,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终极控制股东的超额控制具有负的堑壕效应,与公司经营绩效负向关。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现就流权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终极控制权与盈余质量变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两权分离度和控制链层级在总体上显著降低了盈余质量,国有终极控制的样本公司的盈余质量好于私人终极控制的样本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设计和制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同时也证明了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小股东的受保护程度。     

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预警——基于终极控制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现金流财务指标进行统计处理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构造并实证检验了两大模型,即仅包含财务信息和引入终极控制人特征等公司治理因素的回归预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基于终极控制人特征的公司治理信息有利于预测上市公司是否可能发生财务困境。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三种解释理论，即信息不对称理论、自由现金流量理论和时机窗口理论，分别考察了实施股权再融资公司短期、中期、长期的回报率，长期回报率恶化明显，但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实证结果显示三种理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均具有一定解释力度，但解释力度不强。这可能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时间与体制特点有关。     

存货、应收账款与审计舞弊风险相关性的检验——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全样本和舞弊公司配对样本的检验

选取了2001年到2005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样本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处理,一种是采用全样本剔除极端值得到样本后进行检验,另一种是采用舞弊公司的配对样本进行检验。对相关公司违规处理数据的检验表明,上市公司应收账款越多,舞弊风险越大;存货与舞弊风险整体上没有明确的相关性,只是在部分行业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指数设计与评价

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6年期间的财务数据,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判别分析法,构建了两个反映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的融资约束指数——LFC和DFC指数。实证结果表明,两个指数均具有较高的判别能力,LFC指数的判别正确率为94.90%,DFC指数的判别正确率为90.00%,这两个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09。在此基础上,借助于财务理论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工具,间接地对两个指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投资模型比Q投资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尤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以LFC指数还是以DFC指数为标准,高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显著高于低融资约束公司。     

控股股东、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特征角度考察公司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行为,结果表明：（1）正自由现金流更易诱发过度投资行为;（2）大股东持股越高,现金流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3）股权制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过度投资;（4）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性质时,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     

债务治理、高质量审计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3～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质量审计与银行借款的交互作用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借款可以显著地缓解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问题,该缓解效应主要来自于短期借款;随着高质量审计的引入,银行借款缓解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效应更显著,表明高质量审计与债务治理机制之间存在协同效应;进一步检验还发现,高质量审计与银行债务治理机制间的协同效应更显著地存在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非国有上市公司中。     

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2004—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治理环境,研究市场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否降低了这一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两权分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我国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程度较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高,且其相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也略高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能够降低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但却不能降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     

市场时机对上市公司并购投资行为的影响

现有基于投资者非理性假设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多围绕实物投资展开,而对并购这一类特殊的企业投资行为很少涉及。本文采用市净率作为衡量市场误定价的指标,实证检验并购公司的市净率及现金流水平与并购投资规模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市场时机确实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并购公司的股票市价被高估程度越高,并购投资的规模就越大;同时,拥有充裕现金流的公司比现金流不足的公司更容易做出非效率的并购投资决策。     

现金股利:缓解代理问题还是大股东剥削——基于最终所有权结构视角的研究

文章以2003年我国沪市的46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最终控制股东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股利政策取向影响显著。当最终控制股东具有高现金流权和低分离系数(控制权/现金流权)的所有权结构时,更倾向于派发现金股利,分配的现金股利比率也更高,支持股利政策的大股东剥削假说;公司选择现金股利的概率,以及派发现金股利比率与公司现金流、成长性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不支持派发现金股利是为了缓解公司内部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假设。     

基于现金流的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初探

现金流在企业财务分析评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外用现金流指标建立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取得了很好的预警效果。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背景、机制不同，一些国外研究中的现金流预警指标在我国并不具有实用性，因此，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现金流指标体系，从现金流的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对建立预测率较高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上市公司选择可转换债券融资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发行可转换债券成为中国上市公司重要的再融资渠道之一。通过对中国2001~2006年公告拟发行可转债及拟增发的上市公司采用单因素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市净率与可转债融资选择显著负相关,成长性、经营现金流易变程度与可转债融资选择显著正相关,公司的规模、成立年限、实物资产比例及盈利性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选择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