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出口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企业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异质性特征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进行了拓展,同时将所有制异质性作为“基础因子”,综合考察了多维度异质性特征、出口等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TFP因素对所有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表现出明显的“创新自选择”效应;(2)出口参与因素显著提高了各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但出口密度因素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对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明显;(3)其他影响因素如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决策中表现各异。     

企业规模异质性与出口模式选择:间接、混合与直接出口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两种方法,研究了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四种企业规模与间接出口、混合出口和直接出口三种出口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降低间接出口和混合出口模式,相应地增加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这意味着,由于运用直接出口模式进入国外市场时支付的固定成本较高,不同的企业能够根据其规模特征在间接出口、混合出口和直接出口三种模式中作出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国在制定出口促进政策时应该将企业规模和三种出口模式予以充分考虑。     

融资约束、出口模式与外贸转型升级

本文建立了一个出口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垄断竞争模型,模型中融资约束不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参与,却迫使部分有能力进行通常贸易的企业从事出口导向型贸易,进而在提高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同时,降低出口企业的利润和平均生产率,抑制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该模型为企业融资约束严重与出口贸易发达并存等中国独特的对外经济贸易现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随后,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库数据,为理论模型的主要预测和运行机制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改革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而优化企业的产品供给结构是促进中国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     

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综述——基于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的最新动态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企业层面的进出口行为,异质性企业理论应运而生,并成为国际贸易的最新理论前沿之一。基于Melitz(2003)的理论研究,诸多学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并衍生出许多分支。目前最新的文献已经突破了Melitz(2003)中企业只存在生产率单方面异质性的假设,引入了生产率和出口固定成本两方面的异质性,并探讨了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联合影响。本文主要针对异质性生产率、固定成本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梳理,对比和分析相关研究的方法和主要结论,并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阐述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最后,文章提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思路。     

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市场选择——基于中国汽车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利用中国700余家汽车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行为的关系。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决定企业的出口决策,总体上存在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在一定条件下,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在国内经营,生产率水平决定了企业的出口市场选择。以发达国家为出口市场的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没有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但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出口市场的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高于非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     

企业异质性、出口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视角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检验

本文以Stolper-Samuelson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为分析主线,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和经适当完善的LP法,测度出了2000-2007年21个行业中连续经营企业的生产率,进而运用系统GMM估计法,从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视角就企业异质性和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首先SS定理在中国是适用的,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量和总量均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有悖于SS定理现象在中国出现;其次要素密集度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提升是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再次近几年,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提高,各产业的企业生产率呈现出高低端各自集聚的发展趋势;最后虽然中国企业整体层面劳动收入占比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但部分所有制企业并未遵循这一规律.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相对出口结构的非对称性影响——来自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使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不仅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还扩大了其出口份额,从而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FDI缓解了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与金融发展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估计表明,FDI是通过替代银行信贷而发挥作用的。     

国外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研究综述

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代表了国际贸易理论最新发展趋势,研究的是微观经济主体--厂商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与自身特征的关系.厂商的市场进入方式与其生产率水平是相对应的,出口和贸易自由化能够提高行业生产率,汇率变化、贸易政策和产业集聚对厂商出口具有重要的影响,厂商进入出口市场前后存在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两种效应都导致厂商生产率提高,最终生产率最高的厂商将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能容纳主要事实和重要因素的分析框架,预测我国若干重要商品的出口增长及出口商品结构升级趋势。首先识别出决定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八项关键因素,以及相应的可计量指标,建立起分析模型,并用历史数据进行了检验。然后筛选出若干技术和附加值含量相对较高、可能有较大出口增长潜力的商品,用上述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其未来增长趋势。主要结论是: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类主要因素。我们兼得这些有利因素,在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同时,一些相对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将较快增长,推动出口商品结构持续升级。研究表明,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有规律可循,出口促进政策在充分理解市场力量导向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能够提高实际效果。     

经济增长与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1993—2009年46个国家和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测度结果发现,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明显超出其收入水平,印度已成为领先国家之一,而中国高技术出口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对高技术出口技术含量提升具有长期协整关系,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的自我提升过程具有显著的收敛性,发展中国家自我提升力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     

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

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然而,现有文献不能为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影响了人们对二元经济问题的认识及转化路径的选择。本文认为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结构转变的趋向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提高,或者说交易费用降低,理论推导的命题能够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这样就内在一致地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在产业和空间等方面的转化趋向。     

FDI对中国出口结构变迁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本文在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6)提出的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Dynamic Panel Data Model)深入分析了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的非对称影响效应.最后,针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和FDI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了通过优化引资结构以促进当前中国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应对策建议.     

论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西部发展极的金融支持

我国西部地区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资金积累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要想较好地解决西部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问题。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发挥西部金融机构在不同层面的金融支持作用。     

经济开放、劳动市场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内,将对外开放和失业引入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在开放条件下存在失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均衡,并运用数值模拟试算和计量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对外开放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一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会对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产生促进作用,较快的对外开放步伐能加速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进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FDI和对外贸易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     

金融结构、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

虽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经著作颇丰,但金融结构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却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金融结构的差异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而进一步的分解分析还表明,在金融体系的内部,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市场渠道,其基本的实现机制是:银行的发展增强了私人部门信贷的可获得性,同时银行具有事实上比股市更为重要的融资地位,从而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家族企业资本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深圳市上市家族企业为例

上市家族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基于我国深圳市上市家族企业相关数据,借助回归分析法及相关系数法,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深圳市上市家族企业资本结构与每股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资本结构与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资本结构与每股经营现金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明显。同时根据深圳市上市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及实证结论,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应该从金融体系的建立、融资结构的安排及融资期限的协调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