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效率分析

高效率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进行调查,从资金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正规金融制度的效率偏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偏高;两种金融制度的效率有各自的空间,在规模和范围较小时,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更高,而超出一定的发展范围和规模,正规金融制度的优越性则进一步凸显。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的合作模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在农村金融领域,不仅要求金融供给主体在数量上有增加,而且应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农村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的互补性使得合作成为实现要素最优配置的一种方法。合作模式的稳定性对双方经营决策有决定性作用,从数理角度构建适合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金融机构合作的模型,并得到保持稳定合作所要求的条件,最后以收集到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年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信贷量相差悬殊的省份适合寄生合作模式,而二者实力相当的省份则适合依赖成长的对称互利合作模式;寄生模式是过渡性的,而依赖成长对称互利模式能够使合作的总体效应增加。     

互补、替代与转化: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

非正规金融以顽强的生命力自发产生于民间经济,但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体系建设规划之外,并因其所隐含的金融风险而备受质疑.非正规金融究竟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还是金融市场体系的有机构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我国关于非正规金融的政策效果.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国内外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经验,并探讨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非正规金融所应持有的政策倾向.     

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与合作

非正规金融一直都作为一股强劲的草根力量活跃在金融市场,特别是农村金融市场.如何正确看待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竞争,并且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发展正规金融,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本文在调查基础上,从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冲击入手,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阐述了两种金融的几种合作模式以及效果.     

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文章以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为基础,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且两者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互补效应明显.同时还发现:区域的财政支出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区域人均消费实力均会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浅析我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

我国的农村金融可以分为正规金融、非正股金融和准正规金融三个类别,在有正规金融的情况下农户为什么要选择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又是什么？本文从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和非正规金融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阐述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然性。     

浅析我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

我国的农村金融可以分为正规金融、非正股金融和准正规金融三个类别,在有正规金融的情况下农户为什么要选择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又是什么?本文从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和非正规金融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阐述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我国是一个金融抑制的国家,信贷是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银行信贷和非正规金融信贷两种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采用Chow分割点检验,研究了我国30年来银行信贷对经济贡献的阶段性差异;接着研究了GDP与银行信贷、GDP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并采用了非嵌套假设检验模型比较银行正规信贷和非正规金融对我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方向探析

近几年来,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非正规金融形成原因的分析,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性建议,并对正规金融如何提高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参考建议。     

农业补贴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年贷款增长率远低于政府农业年度补贴增长率的现实,本文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补贴依次对非正规金融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形成挤出效应;政府提高贷款利息虽可压缩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生存空间,但却会引致农户福利流失;非挂钩性农业补贴会强化(弱化)非正规金融市场(正规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因而,政府不应单一地寄希望于制度创新,而应更多地关注农业补贴对农户借贷决策行为的影响。     

论非正规金融之于农村反贫困的作用机制与制度安排

一直以来,非正规金融处于被打击的状态,但是,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它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许多地区呈扩大之势。非正规金融的制度优势使其在农村反贫困中发挥了正规金融难以替代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于反贫困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国际金融中心演进对国家福利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及其相应国家的大量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演进水平与东道国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会对东道固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赍水平和国家财政收入水平有显著为正的效应,而证券业的发展对东道固福利水平的效应不明显,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对降低东道国失业率也没有作用.     

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贵州省及其样本县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及其样本县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和分析,得出了一些实证性的结论。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与政策测度:国外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外文献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进行概览,本文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不仅能够降低农户借贷的外生交易费用,还能够降低制度性的内生交易费用;农村非正规金融自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与农村正规金融共存;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贫项目的作用却很有限,因而政府要想有效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就必须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并未定量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鲜有文献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致的理论框架。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可选方向。     

民间金融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互动机制分析

农村中小企业是农村主要的经济主体,资金短缺是其发展的主要瓶颈。我国金融制度安排和农村中小企业巨大资金需求,又为农村民间金融提供了运行基础和发展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讲,民间金融发展又加快了农村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对农村中小企业应采取疏的措施,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不仅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与信贷风险,还有益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主要有四种经典模式:即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民营中小银行模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村镇银行+地区性中小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模式。这四种模式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途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当然,要想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还需从法律壁垒、财税政策、运作成本、外部环境等方面多加谋划。     

农户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果分析

本文研究分析了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对收入和福利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 :受教育年限、土地规模、非农收入、所在村庄的发展水平和同一村庄其他竞争农户的特征对特定农户的借款数额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此外 ,农产品的价格对农户借款数额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产粮区的农户获取借款的难度明显比其它地区的农户大得多 ;借款对农户纯收入和福利状况在统计上有很显著的影响。     

农村金融竞争程度与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基于县域金融调查样本

关于农村金融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迄今已有许多讨论。但是,目前的讨论多数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的,其分析过程缺少对农村金融竞争程度及金融机构功能发挥关联度的实证分析。我们认为,在反映农村金融市场基本特征的各种因素中,从客观上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就是农村金融竞争程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农村金融抑制问题?金融竞争的程度如何?是否需要重新改革农村金融服务政策体系?本文拟从典型实证及相关金融指标分析两方面进行研究。     

产权界定、市场禁入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由我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兴衰引发的思考

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钱庄兴衰的史实进行重新考察和审视,本文经研究发现,尽管权力当局把资金自由交易权界定给了监管部门,但因监管成本和信息成本过高而无法保障该产权,个人会通过参与各类非正规金融活动来攫取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的权利。本文还基于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了我国金融市场禁人政策出现松动的原因,也即维持扭曲型二元金融制度的成本以及严禁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费用都越来越高,而且国内的经济形势也提出了放松监管的要求,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监管部门执行原有金融抑制政策的力度终于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