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岭谷地区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基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考虑

农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独特的纵向岭谷区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如何优化农地资源的配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对目前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分析,阐述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本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障地方粮食安全、满足地方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需要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同时应规范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需求、推广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实现农地非农配置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广都市农业等.     

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构建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下,本文认为农地非农化流转是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需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同时要求国家相关法规等制度的调整.基于上述认识和根据农地漉转的宏观决策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以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目标、农地流转宏观决策的程序与方法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利益来源等为主要内容的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是:实现农地流转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和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其充分条件是国家对土地市场的科学宏观调控,即国家综合运用规划和税收等手段对土地流转利用的主体行为及其利益进行调节,使其达到一致性的均衡.     

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适度性研究

贵州省农地非农化程度不在最适度的区间里,贵州省应争取政策支持,统筹规划耕地保护与基本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突出县(市)在农地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对县市或乡镇进行适当合并,以增加县级政府对城乡建设的统筹空间,发展特色产业,走农村新型城镇化道路。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地资源合理配置

建国后我国经历了四次农地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随之产生巨大的农地资源配置绩效差异。近20年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对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产权缺陷、规模缺陷以及保障缺陷已经构成我国农地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的市场性、效率性、功能性障碍。为此．必须以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为核心，明确产权主体．高效配置农地资源；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培育农地配置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农地的生产功能。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我国城市边缘区农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分析及风险预测

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本文围绕实物期权在风险投资决策中的应用,揭示我国农地实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机理,研究农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定量分析途径。同时,基于中国1996-2011年的全国和四大直辖市数据,实证分析主要驱动因素对其周边农地实现用途转变的风险程度。研究表明,考察的数据样本(全国和直辖市类别)都面临着相似程度的系统性风险,但城市间的非系统风险存在较大差异;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趋向于具有更大的区位溢价。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本文将为政府制定解决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矛盾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对支撑城镇化发展和引导城镇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非农化的外部性分析

农地除了具有生产功能外,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同时还具有生态的、社会的功能,而在土地市场上的土地价格中仅仅反映了前者,后者却没有得以有效的体现,而土地产权制度也无法提供一种农地有效保护的激励。因此对于农地保护而言,斯密所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有效地配置土地以达到社会最优。从农地保护、农地转用和土地征用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性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将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判别驱动地方政府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中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则表现为发展驱动型,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制度收益。中央政府要达到控管农地非农化进程的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经济管理手段来约束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违规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引导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节约与集约利用非农用地。     

农地过度非农化背后的地方政府行为机理研究

农地过度非农化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无疑是造成当前农地过度非农化的重要主体.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具有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现实途径.因此,要遏止农地过度非农化,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促使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割断它的现实途径.     

我国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农地非农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31省(市、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而言,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碳排放量,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从样本考察期来看,中、西部农地非农化现象显著地增加了碳排放。但对东部地区来讲,从整个样本期来看,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但是近年来该地区农地非农化增加碳排放的趋势却逐渐减缓。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粮食主产区农地利用状况分析

本文通过农地利用强度、农地利用制度、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等多角度来分析粮食主产区的农地利用状况,简述了我国现行粮食主产区的农地利用现状和粮食产量现状,并据此提出了我国粮食主产区农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如农地利用效率低、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的制约、粗放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农地边缘化、农业用途的管制存在缺陷、农地利用的制度和法律还不健全.针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如选择高效率的农地利用模式,改善城镇化建设导致的农地利用强度,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发挥农产品价格杠杆作用,加强农地利用制度和法律建设,增强农业种植的科学技术以促进土地可持续性等.     

江苏茶业农地资源配置问题归因分析

江苏茶业农地资源配置在农地逐渐减少的趋势下,由于比较利益的优势在农业内部进行调整,其资源配置存在稳定性差、土地产出率低等问题,农地产权不清晰是阻碍茶业农地规模化配置的根本性因素,而茶业农地规模化的需求必须由市场配置得以实现。     

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

本文在考察中国农地非农化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及其价格扭曲是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原因。形成这种土地市场结构的深层原因则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我们运用苏南G市的数据对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体制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理。     

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城市扩张剧烈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农地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其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途径入手,基于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有限分布滞后模型,并应用北京地区1987-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北京市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显性贡献率为8．42S,表现在每年农地非农化产出弹性系数达0．0659,滞后期为三年。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隐性贡献率为24．73％,表现在其对催生非农劳动力的弹性系数达0．0465,滞后期为2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重庆市农地流转典型模式及其风险分析

农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途径。全国各地对农地流转模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重庆市突破一般农地流转模式,形成了地方特色的九龙坡区"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模式和长寿区"股权+红利+工资"模式。两种模式本身存在不同的风险,成为影响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农村内部农地调整以及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在对这些问题及其政策关联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在一个大国的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并提出一个政策组合,试图在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的同时,通过给予农民在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之间的自由选择权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城市化机制,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政府驱动——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26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发现各地房地产开发、以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为内容的城市竞争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热和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是城市化土地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递增作用.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分地区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西部地区表现出房产开发和高校园区的扩张驱动.     

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文章首先对四川省农地非农化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总结了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几种途径;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四川省近十年来的建设用地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近年来四川省建设用地对GDP增长的影响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严格保护耕地的情况下,提高建设用地质量的对策建议。     

天津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趋势及效果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天津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形成农地非农化趋势。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反映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高低。通过运用C—D生产函数,对1996—2009年天津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的实证分析表明,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作用不大,今后应在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上下大功夫,立足盘活存量建设用地,避免农地的过度非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