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分工地位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的体系，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且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外需市场的萎靡和国内发展的现状使得转变发展方式极为紧迫。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占关键地位的中国的转变必将冲击国际分工秩序，而且纵观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成员，似乎短期内还不存在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因而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因素。     

承接服务外包:新开放观下中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

新开放观认为,转变外贸和外资增长方式,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分享与中国贸易地位相适应的贸易利益,已经成为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的主题。全球新一轮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为这一主题的破解提供了契机,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为开放型经济的科学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地位?: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效应

文章构建了包含全球生产网络位置的产品内分工模型,探讨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机制,研究发现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且生产性服务业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文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出中国制造业17个细分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全球生产网络位置指标,运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提高促进了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结构洞位置改善也显著提升了国际分工地位,但中心位置与结构洞位置对分工地位有交互影响,高中心度、高限制度特征的网络位置不利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中介渠道。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相较点出网络中心位置,点入网络中心位置改善对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弱于非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中国制造业的亚太和欧洲生产网络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具有差异化影响,欧洲生产网络中心度提升更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确立人类共同价值观,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评《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研究》北大核心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国际力量格局的改变,而且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化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6年10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脆弱,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揭示出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化是一个长期、渐进、曲折的过程。     

WTO后过渡期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2006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入世以来,中国通过广泛参与全球化生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遇,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发动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开放发展经验,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同时也面临了更多的发展难题。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如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何把握21世纪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利用集聚在中国的各种要素;如何在全球生产中培育中国的国家竞争要素,实现自主创新,这都要求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水平地参与全球生产的旧方式,在入世后过渡期中,实行多层次、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战略。     

服务业开放、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数字赋能,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已历经45年,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特征依旧明显。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主体等层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进行数字化赋能,现阶段仍存在政策性壁垒较高等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继续逐步降低服务要素流动的政策性成本,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循环质量。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能够以独立或者与服务业开放互动的形式促进我国国际循环质量的提升。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与中国积极拓展“世界工厂”功能

<正>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整体投资环境的进一步透明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从全球产业布局战略高度,重新确定中国在其业务增值链和营销网络环节中的定位,将对华投资视为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逐步提高在华投资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把中国作为跨国公司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并在生产、     

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目前，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发展欣欣向荣，服务业开放已成为全球趋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服务业呈现愈加开放的状态。然而，我国制造业发展受限于资源和技术，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中下游。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增强，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加深。基于此背景，通过2009—2020年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系，结论表明服务业的开放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因此，建议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开放程度，以促进我国现阶段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建设高质量开放经济体系

全面开放的经济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正面临环境和条件重大变革的新形势下,准确判断并把握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和新任务,找准加快推动建设全面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和重要抓手,为在其他领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内外融通的市场,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全面开放体系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需要逐步由跟随者、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更高认识;诠释了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改革与开放之间辩证关系的再解析;包含了提高开放水平、扩大开放的规模、拓宽开放范围和领域、提升开放质量等一系列目标集成。为了建成全面开放经济体系,要求全面提升中国深度参与乃至引领塑造国际经贸合作新秩序的能力;利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创造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补齐开放领域、开放区域、开放对象等结构不平衡的短板;同时还要有效防范和化解扩大开放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发展、贸易强国的建设、对外投资模式的创新等则是加快建设开放经济体系的重点抓手。     

抢抓机遇,应对WTO挑战——浅析制药企业如何应对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社会的一个标志。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WTO将为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注入极大的活力，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制建设增加极大的推动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积极参与入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化结构的调整，利用全球资源，参与国际化的分工与合作，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产品生命周期各期间企业财务策略分析

资源禀赋说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本来就存在严重的片面性 ,然而国内近年来颇具影响的 ,必须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对“入世”的发展战略思路 ,就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加入WTO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原则 ,各国社会生产力是国际分工的决定因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政策选择

文章通过分析东亚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评价了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比较优势的转化及提高吸收能力可以促使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     

垂直分工、技术转移与东亚区域生产整合:中国视角

本文利用高度细分的贸易数据,在合理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中整合过程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特点,以及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对外资的高度依赖性,进而总结了东亚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和中国在新三角贸易中的主导作用。     

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国际生产分割下垂直关联产业的空间分布

在国际生产分工背景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成为影响企业生产区位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构建开放条件下理论模型,探讨不同贸易成本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对垂直关联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刻画出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共同作用下,伴随贸易成本变化出现的4种垂直关联产业空间分布模式。表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在现有贸易成本条件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果,而吸引上游产业在中国聚集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路径。     

跨国公司主导的职能型国际分工格局对美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本文结合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职能分工的理论,从微观角度对国际分工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扩展,揭示了新的国际分工特点,并以此为基础,着重分析美国的要素优势决定了其在全球跨国公司分工中集中于核心管理职能,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成为全球金融的枢纽,进而主导了资源在全球的分配。这从根本上造成了美国当前国际收支上的表现,并支持着这种状况在一定时期的持续。     

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分析

本文根据1995～2008年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和国际贸易数据,从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在某些污染密集型行业上中国具有出口优势,但随着新型国际分工的深化,进出口贸易结构越来越偏向于具有典型全球生产网络特征的"清洁"行业,使得国际贸易在结构效应上利于中国的环境,而环保技术上的大幅进步(技术效应),却是制造业在进出口贸易量激增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污染物大规模排放的最主要原因。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山东加工贸易升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根据国际分工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可知,加工贸易升级的方向是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采用回归分析法对山东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山东加工贸易升级推动作用明显,而资本投入和实际利用外资贡献不足,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因此,推动加工贸易升级要优化投资结构和引资结构,注重人力资本投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重视技术进步成果在生产经营中的推广应用。     

产业结构互补与竞争格局举证:中国与韩国

中国与韩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以互补为主,竞争为辅,产业分工呈现垂直型向水平型逐渐过渡趋势。脱工业化进程中的韩国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将不断提高,未来的出口将从产品导向转为知识导向;而中国在制造业繁荣的背后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因为从贸易条件来看,中国长期对韩贸易逆差是基于产业结构差异,而不是产业生产效率。     

国际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上海汽车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也正经历着从产业间到产业内,再到产品内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新趋势不但拓宽了经济开放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参与度,也使产业升级具有了有别于传统产业升级的新内涵和实现途径.本文通过对国际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地方产业升级内涵的探讨,结合上海汽车产业在当代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分析,提出了促进上海汽车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和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