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中心区浙江省九市人均产出稳态值相对变化研究

根据经济收敛理论,只有各经济体人均产出稳态值趋同,它们的人均产出（即人均GDP,下同）才能趋同。浙江省共含11市,除去丽水和衢州两个偏远城市外,其余9市都在长三角中心区内。论文以长三角中心区27市为检验样本,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证实了以下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21世纪00年代和10年代,浙江省9市在人均产出稳态值上都有明显差别。并从经济收敛理论角度指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9市人均产出始终有显著差距的根本原因。为此,论文为当地政府调整长期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即对落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政策上加大力度鼓励落后城市吸引更多的投资;对落后城市相对优势产业应加大扶持力度;对落后城市教育与培训方面予以更多投入。     

台湾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成功的典型案例。实现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历时仅8年。1992年，台湾以人均GDP10000美元正式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飞越，同样也只用时8年，在亚洲“四小龙”中发展最快。在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与人均产出影响——基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为工具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和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倍增效应",其表现形式为数据要素通过与其他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的非线性协同作用,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几何增长;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因区位的差异而消失;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均产出增长是数据要素影响人均产出的传导机制.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各地应该加大重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和抢抓"新基建"机遇,通过大力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来加速释放"数字红利",最终实现区位劣势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地区税负差异与地区经济差异--一个横截面时间序列方法

本文利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方法对当前各地区存在的激烈财政竞争和地区间日益扩大的人均产出差距两个背离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各地致力于降低本地税收成本的财政竞争对改变本地落后的人均产出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与税负相比,改变地区本身的区位劣势和初始经济水平更为重要,而改善本地财政支出水平和质量对有效降低税收对本地经济的扭曲意义重大;同时变系数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区域间和同一区域不同地区税收对经济扭曲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目前存在的不同区域和同一区域不同地区人均产出水平的较大差异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分析认为,着眼于降低本地区税收的扭曲比单纯地降低税收负担更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产出水平.     

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稳定状态的分析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验证索洛模型稳定状态的存在。技术参数、储蓄率、资本的产出弹性增加，都可以提高稳态的人均资本量。技术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人们普遍认识，储蓄率短期内较为稳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变动对人均资本量、单位劳动的产出和消费的影响较大。所以，应当关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高资本的产出弹性的途径主要是发展教育，促进技术进步；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健康投资能影响跨国人均产出差距吗?——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在一个同时包含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扩展Ramsay模型中,研究了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推导出物质资本投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一国产出的短期影响公式;然后基于这一理论分析结果,运用两个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对一国人均产出的影响效应。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用全球138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还是用东亚10国和地区的面板数据(1),健康支出GDP占比、公共教育支出GDP占比和生师比都对人均GDP有显著影响,其中前两个变量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生师比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各国健康投资的差异能显著影响各国产出差距。     

若干重要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稳态值相对变化研究

选择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墨西哥和伊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七个重要代表国，并考察上述七国人均产出稳态值在检验样本（含114个国家和地区）内的相对变化情况（1980—2019年），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取得实证研究结果。结果表明：在1980—2019年期间，用人均产出稳态值衡量，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和伊朗在检验样本内的相对位置总体上变化不大，且始终略低于样本国家平均水平；印度的相对位置始终远低于上述五国总体水平；中国的相对位置在20世纪80年代略高于印度，但此后保持快速上升，到21世纪10年代已经赶上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和伊朗五国总体水平。据此可知，在1980—2019年期间，用人均产出稳态值衡量，上述七国中仅中国在检验样本内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持续的显著相对上升，这一变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差异分析——以人均消费作为减排门限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一个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建立了估计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利用45个国家(地区)1980-2007年的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当以人均消费水平作为门限变量时,能源消费溢出效应的国家(地区)差异。实证检验的结果证实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转换行为,具体来说两者有且只有一个门限值,当人均消费水平在门限值以内时,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而当超过这一门限水平时,作用反向且不再显著。此外,本文发现超过门限值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地区)不仅从对消费者负责的角度应当实施节能减排,而且从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看,也应当并且可以实施严格的能源政策。     

浙江省县级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及其影响因素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验证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存在的β-收敛计量模型,利用浙江省58个县2003—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县级政府间存在明显的财政支出竞争,全省县域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以1.8%的速度收敛,浙江西部和北部地区县域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分别以3.3%和2.9%的速度收敛,而浙江东部和南部地区县域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则呈现发散趋势;在考虑了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后,全省县域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也存在显著的收敛,并且各县的医疗水平、贸易开放程度、人均财政收入等因素对于其人均财政支出的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浙江：成长的烦恼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浙江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从1978年到2003年，浙江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3.1%，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311元人民币增加到了244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去年首次超过广东名列各省区之首，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18年保持全国第1位。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

本文假设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函数,然后同其他回归变量一起检验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使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估计。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第一,总体而言,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存在收敛,随着人均GDP的收敛,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但收敛的速度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第二,不同西部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使用效率是收敛还是发散存在差异。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要鼓励和引导各地区充分利用能源禀赋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差异进行合作,走能源节约型的可持续的区域平衡增长道路。     

资本产出比的省际差异和资本回报

资本产出比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为获得单位产出时所需要投入的资本量。较低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可以用较少的资本获得相对多的产出。生产过程中,技术往往起着节约资本的作用。保持其他的条件不变,投入同样的资本,高技术的使用总是带来较高的产出。总之,资本产出比揭示的是资本的产出效率。当资本与产出的增长率相同时,资本产出比就会保持稳定。著名的Kaldor（1963）经济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美国的资本产出比是相对的稳定的。对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是,经济存在向稳态（steady state）收敛的趋势。在稳态,人均有效劳动的资本与人均有效劳动的产出都是常数,资本与产出此时的增长率都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相同,因此在稳态时的资本产出比是一个常数。而Paul S.Anderson（1961）和John E.La Tourette（1969）在对资本产出比的研究中却发现,在短期,资本产出比会保持稳定,但是在长期,资本产出比有一个下降的趋势。R.Robson（1965）和Nicholas v.Gianaris（1970）则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事实上,当经济体产出的增长率与资本的增长率不能同步时,资本产出比就会呈现出波动。经济体的投资率、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与资本的可替代程度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引起资本产出比的变化。     

知识溢出下增长收敛的复杂性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贸易自由化能否对一个国家的产出水平产生影响,能否为国际经济带来收敛,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假设国家之间构成一个知识网络,贸易中存在非线性的知识溢出,模拟了单边或多边关税下调对一个国际经济增长的收敛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进入WTO体系后关税下调并不总意味着收敛的出现,收敛性依各经济体的初始状态和学习能力的大小而出现复杂行为,在知识网络体系单元取向上,网络的溢出参数——学习能力是决定性因素。多区域系统一旦出现收敛,则不会以牺牲富国利益为代价,即收敛是以低水平稳态向高水平稳态转移的形式出现的。     

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基于RCK模型,放松了效用贴现因子不变的假设,将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时间偏好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因素(即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稳态消费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稳态消费和产出两者均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正相关,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稳态资本和产出。基于1996—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即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消费、减小人口问题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30多年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始终伴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资本形成率较高。但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相违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投资率的提高仅仅只能提高人均稳态产出水平,不具有     

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收敛性的实证分析

基于福建省1999-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从福建省58县市、9地市、五大区域三个层次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σ收敛检验、绝对β收敛检验、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表明:福建省58县市和五大区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9地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6年以后开始呈现出σ收敛趋势和绝对β收敛趋势;1999-2012年间福建省58县市、9地市、五大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存在条件β收敛。     

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碳排放:来自G20的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主题之一,而通过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减少碳排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梳理了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于1971-2014年G20的面板数据,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对减少人均碳排放可能产生正向或者负向的交互关系。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信贷增长并不能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的协同作用,无助于减少人均碳排放。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资本市场发展能够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协同作用,减少人均碳排放量,而这种机制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存在。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一方面要正视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经历的过程,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进步,尤其是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推动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趋势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了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发散和收敛特征。文章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的区划单元,从产出、产业结构、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方面定量研究了1990年代以来湖南省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90年代湖南省区域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扩大,居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变化为“缩小-扩大”的波动。居民收入的差异远远小于人均GDP的差异。湖南省区域差异远远小于广东、福建、江苏、山东等沿海发达省份。     

泛珠三角地区经济收敛性分析及趋势估计

根据经济收敛模型实证分析表明,1980年以来,泛珠三角九省区人均产出增长一直处于发散状态,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其发散的速度在加快。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机制启动后,九省区人均产出将经历“先发散加快,再发散缓和,最后趋于收敛”的过程。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在于共同富裕,而不在于同速富裕。     

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

基于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模型,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不同地区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西部地区,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认为,各地区资本投入力度以及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