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道德责任及其约束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在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它引导着行政人员的行为,表现于主体履行其义务和职责的具体行为之中。因此,行政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行政道德责任观,同时对行政道德责任进行相应的控制、监督和追究以约束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标。     

论服务型政府中的行政道德责任

行政道德责任是政府责任的一种形式,服务型政府是更加注重责任、效率、公平的政府,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出现了行政主体消极态度、行政效率低下、腐败等行政道德缺失现象,实现行政道德责任主要从加强行政道德责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发挥社会舆论监督、提高行政人员的职业素质和公共道德素质几方面着手。     

公共行政建设的制度安排与道德化选择

宗教伦理及传统的个体德性伦理等方面的约束减弱和公共信仰危机的日益加深,公共行政伦理研究开始重视道德化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制定和运用具有人性化特征的制度来约束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其公共行政制度安排与道德建设任务还远未完成,基于此,认真区分公共行政制度道德与行政人员个体道德,正确处理公共行政制度的道德化与公共行政道德的制度化的关系,对于认识理解公共行政伦理的价值,敦促政府建立符合国情的公共行政道德规范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能力政府:我国特大城市公共行政改革的模式选择——以上海为例的分析研究

上海作为我国特大城市的典型代表,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全面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府公共行政改革,努力提升政府行政能力,以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为目标,全力打造能力型政府,对我国特大城市政府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我国行政民主化发展的制度选择——从法治的视角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行政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制度化建设不高。在法治视野下,从程序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制度、行政参与制度、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政府责任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加强行政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对于推动我国行政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论我国行政犯罪中严格责任的合理架构

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主要体现在"公共福利犯罪"和"道德犯罪"等方面,因而严格责任在行政犯罪中有较多适用。在我国,行政犯罪的外延范围与英美刑法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一种交叉重叠关系。因此,在我国行政犯罪中,特别是交叉重叠部分引入严格责任是可行且有益的。在行政犯罪中架构严格责任理论,宜对其主观罪过表述模糊化;在法定刑上,适用严格责任的行政犯罪的处罚,应较适用非严格责任的犯罪处罚为轻;同时,应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建立证据救济制度。     

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校正

行政伦理的内在价值向度,对于公共行政的实施以及行政文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导向、规范、激励乃至终极眷注的作用,因此是行政伦理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课题。以往关于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观点,或者局限于公共行政的工具价值,或者偏重于某一单一的价值原则,使得公共行政或者失去理性价值,或者局限于片面价值。只有构建多维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才能保证公共行政的科学合理。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问题探析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的对象是政府官员的道德失范行为。目前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有着思想认识存在误区、权责不清、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责任问责主体缺失、社会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道德责任问责法律缺失、监督和制约机制缺失等。应重视道德教育、提升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重塑公民道德问责主体地位,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道德立法、确保追究道德责任有法可依,建立健全道德监督机制,强化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制度。     

从公共管理看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发生重大变化,公共管理已由传统的公共行政逐步向公共服务转变,因而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已难以有效回应公共行政改革的需要,其弊端不断显现。本文通过对行政主体概念和范围的新的界定,并对行政主体分类进行尝试性分析,试图为重新构建行政主体理论提供新的视角。     

论地方政府政策与私人行为的激励相容

政府行政行为具有诸多准则,有人将其归结为行政伦理,甚至上升为法律,并且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兴起而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核心问题(库珀,中译2001)。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政府所应坚持的行政原则,还应包括一个重要的方面———激励相容原则。一、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两     

行政价值观更新：新时期行政改革的先导与突破

行政价值观是公共行政的核心,是行政改革的先导。长久以来,在行政价值观领域的缺失与滞后造成了行政改革的步履维艰,因此,必须观察行政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结合发达国家行政价值观发展的规律,对中国行政价值观进行重建与回归,矫正行政中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的倾向,重新树立公平正义在行政中的地位,为行政改革的深入进行奠定基础。     

试论“新公共管理”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思潮，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有重要启示，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分析了“新公共管理”产生的背景、模式、主要内容和观点，最后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认同的权威推动公共行政现代化

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推动公共行政趋向现代化，而公共行政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在这个过程中行政领导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认同的权威是行政领导的来源之一，所以，认同的权威是推动公共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责任政府理论在乡镇政府改革中的实践和发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传统的政府行政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行政,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保障国家权力主体及公民对政府部门及其行政行为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的责任政府,无疑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基层改革提出新要求后,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努力构建责任政府,对于新的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来说,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行政中的人性假设：事实与价值的论辩

“公共行政中的人是什么”是自公共行政创立以来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事实层面,行政人员有着个人的利益诉求,以“经济人”的方式生活,但在价值层面,公共行政组织的规范目的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行政人员必须坚持以“公共人”为价值取向,这也是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发展的必然要求。欲使行政人员成为真正的“公共人”,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都很重要,只有双管齐下,行政人员才有可能自觉接受公共精神准则的制约,切实维护公共利益。     

“10＋1”经济区域化对行政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经济区域化已经对东盟各国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全新的要求，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典型的后发型国家，区域化进程中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问题也日益倍受我国政府所密切关注。     

行政沟通中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行政沟通中的信息常以不对称的状态分布,减少这种现象是公共行政管理必然要求。社会分工与知识专业化、现代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官僚型的政治组织结构、技术上的障碍与获取信息的成本等是行政沟通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所在。加强信息公开的法律建设,建立扁平式行政机构,有效实施电子政务,强化双向沟通,是避免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行使是依法行政的难点问题。文章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被滥用的可能性,论证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应遵循行政合理性原则,并通过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建立行政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法治教育等手段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     

公务员行政道德制度化刍议

目前,对于公务员行政道德制度化、法律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务员行政道德制度化是一个涉及到哲学、行政学、制度学、伦理学的交叉性学科。     

行为失范视角下的政府公信力弱化与重塑分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的来源,是公众信赖政府的根本,是公共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政府行为失范,是导致并加剧政府公信力流失与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政府与公众的和谐互信关系,必须重塑政府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与社会公众建立起的信任关系,这离不开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