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期望落差下企业会进行MD&A语调操纵吗——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及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作为传统财务信息的补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业绩期望落差赋予了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动力，但是否会诱发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操纵？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业绩期望落差引发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操纵，以及社会责任承担、外部治理机制（如媒体监督、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历史期望落差和行业期望落差显著加大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语调操纵程度；社会责任评分越高，业绩期望落差下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操纵程度越低；在外部治理机制方面，更高的媒体监督程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削弱了业绩期望落差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操纵的促进作用。     

企业“漂绿”行为的成因风险与防治

发展绿色金融是构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绿色金融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漂绿”现象和行为影响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制度层面、市场层面、企业层面分析“漂绿”现象的成因,探究“漂绿”行为在宏观、微观层面给各利益相关者带来的风险,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漂绿”的了解。基于此,应加强相关制度建设,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健全以政府、媒体为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发挥出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红利效应。     

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回顾与展望

企业漂绿行为的日益普遍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丰富发展。然而,仍缺乏更深入的文献回顾以揭示漂绿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及影响。文章阐述了企业漂绿行为的内涵、表现形式及衡量指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归纳企业漂绿行为的动机,总结出企业漂绿行为对消费者、企业、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并深入总结在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个层面上的治理策略,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漂绿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SG报告的“漂绿”与反“漂绿”

《巴黎协定》签订以来,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切与日俱增,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议题备受重视,ESG报告的强制性披露呼之欲出。伴随着ESG报告的演进,“漂绿”问题相应衍生。本文首先介绍“漂绿”的缘起及其在企业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剖析企业和金融机构“漂绿”ESG报告的外因和内因,最后从推动立法、统一标准、强制披露、独立鉴证、数字赋能和能力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治理和抑制“漂绿”的举措。本文认为,加强对“漂绿”的研究和治理,有助于提高ESG报告的质量,为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扎实的基础数据和信息。     

行业期望落差、股权集中度与探索式创新投入分析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论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行业业绩期望落差与探索式创新呈U型关系,且股权集中度在两者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论文对消极绩效反馈下决策者创新战略制定及内部治理机制构建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漂绿行为的驱动因素——基于158家重污染企业的fsQCA分析

企业环境责任表现披露质量和诚信问题日益凸显,漂绿已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变质的副产品。本文以158家重污染企业2015～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基于内外部六个因素对企业漂绿的驱动路径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单个要素不构成企业漂绿的必要条件,各前因条件对企业漂绿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高市场竞争、高企业规模和非高盈利能力是企业漂绿的重要驱动因素,非高市场竞争、非高企业规模和高成长性是企业漂绿的重要抑制因素;高水平漂绿驱动模式有压力主导型和内忧外患型,非高水平漂绿抑制模式有外部监督抑制型和自觉遵守型;动态比较发现,政府监管不力和高媒体关注度对企业漂绿的驱动作用不断加强,严格的政府监管和高成长性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愈发明显。     

企业漂绿研究综述：动因、后果与治理

以2011～2022年收录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企业漂绿论文为分析对象,从企业漂绿的界定、形式、解释理论、动因、后果及治理等方面回顾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学界对漂绿界定、形式的探讨正由单一性向综合性发展;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是解释漂绿的主流理论;在关注企业漂绿的制度压力等外因、企业特征等内因基础上,学者更为聚焦于漂绿的内外因联动问题研究;企业漂绿的后果分析视角由消费者、企业自身层面向更为宏观多维的社会层面演进。企业漂绿研究方兴未艾,可向增加漂绿理论研究多元性、强化漂绿动因研究系统性、凸显漂绿后果研究联动性、重视漂绿治理研究协同性等方面拓展延伸。     

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税收规避

企业面临业绩下行压力,却依然涉足税收规避的现象在资本市场已屡见不鲜。本文立足业绩反馈理论的洞见,结合2009～2019年沪深A股主板企业财务数据,重点探讨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税收规避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税收规避存在先减后增的U型关系,临近期望值企业倾向于减少账税差异,而远离期望值区间企业则选择进行税收规避。异质性检验发现：筹资困境促使企业采取税收规避缓解资金压力;当主业经营意愿降低时,税收规避亦可能沦为管理者自利动机的掏空工具;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避税意愿。扩展性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在业绩期望落差影响企业税收规避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业绩期望落差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纳税筹划获取税金结余,而非采取激进的偷逃税款策略。     

ESG“漂绿”的动因 识别及协同治理探析

识别和治理ESG“漂绿”是提高ESG报告公信力、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手段。介绍我国ESG信息披露的现状,阐述ESG“漂绿”的内外部动因,并讨论报告内容的深度分析、行为模式的连贯性分析、财务表现的相关性分析和环保处罚的矛盾性分析的“漂绿”识别方法。最后提出“漂绿”行为的协同治理思路,以期为提高我国ESG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提供有益参考。     

媒体监督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企业避税行为视角的考察

在数字化变革时代背景下,媒体这一网络化治理载体的意义和作用更为凸显。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避税行为视角考察媒体监督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在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地治理作用,表现出媒体监督对企业避税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低;区分公司的信息环境,这一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内部控制质量差、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中,在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高的公司中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肯定了媒体监督抑制公司避税行为的积极作用,并将媒体监督这一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信息环境同时纳入公司避税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对抑制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治理企业避税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媒体的治理效应、投资者保护与企业风险承担

作为最重要的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媒体能够加强信息披露、汇集与扩散,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极大影响公司管理者行为。通过研究发现,媒体监督作用可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问题。具体而言,媒体治理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强化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偏好,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性项目。这说明媒体披露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外部治理作用。此外,媒体披露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的风险承担影响显著,而且这种影响在投资者保护好的环境下更加突出。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高污染工业发展模式带给环境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现阶段如何兼顾环境保护与稳定就业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厘清其对就业的不同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检验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皆与就业呈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命令控制型规制增强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就业;市场激励型规制增强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抑制就业。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能过剩

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用来衡量其产能过剩程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产能利用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即较低的环境规制会约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剧产能过剩,较高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缓解产能过剩,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的“U”型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转型还是投机漂绿：金融支持视角下高碳企业的策略选择

面对高昂的绿色转型成本，投机漂绿成了部分高碳企业难以抵抗的诱惑，并逐渐渗透进绿色金融领域。为了加速高碳企业开展实质性的绿色转型，本研究从金融支持的视角出发，构建由高碳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严格监管和金融机构严格审核的“双严”策略以及将企业信用等级与行为挂钩的举措，均能够有效约束高碳企业的投机漂绿行为。增加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服务声誉收益，能够激励其采取严格审核策略。政府的奖惩机制能起到良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但惩罚效果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因此，政府应重视提高高碳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观意愿，鼓励金融机构严格化、标准化绿色金融服务范畴，积极发挥政策引导和监管约束作用。     

环境规制能引发“创新补偿”效应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博弈分析

在“波特假说”及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补偿”效应的生成过程,发现“创新补偿”效应主要受企业创新动机、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创新补偿”效应生成的可能性。综合企业内外因素构建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引发企业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竞争与企业自身需要,但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企业R&D投入水平和创新绩效。在竞争环境中,只要具备较高的研发效率、知识吸收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经济绩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管理成本。尤其当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时,“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债务融资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越长,需要承担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具体来说,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这两个途径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在分析师跟踪较少、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度

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对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度（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战略与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的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会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所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盈余操纵动机与代理成本的“U型”变化是“U型”曲线关系产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U型”曲线关系主要出现在非国有、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较低、非双重监管、分析师治理水平较差和审计师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中。研究结论对于引导证券监管部门防范国际化经营企业业绩预告违规风险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董事会本地化与企业创新——兼论权力及文化的影响

聚焦董事会本地化的“度”,从个体和群体角度分析本地董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通过匹配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注册地与董事会成员籍贯地数据,实证检验董事会本地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权力、文化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本地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适度本地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本地化会损害企业创新,而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董事长是本地人、地区信任文化氛围浓厚的情况下更加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会本地化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董事会人力资本质量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此外,良好的媒体监督和法律环境有助于抑制董事会本地化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董事会成员地缘属性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揭示了董事会本地化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对推动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