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券卖空、分析师跟踪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分析师跟踪和卖空机制的信息挖掘是投资者获取企业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分析师存在乐观偏差的情况下,卖空投资者专注于负面信息的挖掘功能如能弥补分析师偏差的不足,对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会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我国2010年开始实施的融券卖空试点外生事件,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在企业信息存在偏差情况下卖空机制的负面信息挖掘功能与分析师跟踪的关系及其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存在分析师乐观偏差时,卖空机制可以促进企业负面信息披露,纠正分析师偏差的影响,弥补分析师跟踪不足的缺陷,从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但在分析师无乐观偏差时,卖空机制并不能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卖空机制具有治理作用吗？——基于内控质量的经验证据

以2014年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解除卖空限制这一事件为研究情境,系统考察了卖空制度执行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解除卖空限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并且在资本市场外部监督机制较宽松的情况下,卖空机制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内控质量改善动因分析表明低质量内控行为引起卖空势力的聚集,导致企业面临较大的卖空压力。卖空压力的存在是企业完善内控体系、提升内控质量的重要动因。经济后果分析表明解除卖空限制以内控质量改善为途径,促进了企业财务报表真实可靠、经营效率效果及合法合规等内控目标的实现。研究结果提供了卖空机制与内控质量间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对于理解资本市场监督机制对企业内控制度影响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内部控制有效性与投资者融资融券行为

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2010年融资融券制度在中国正式实施。本文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市场6497个有效样本,从内部控制视角考察该制度实施以来投资者的融资融券行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易被投资者融资做多;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越易被投资者融券做空。考虑投资者融资做多对融券做空的对冲影响后,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的上市公司依然越易被投资者净融券做空。分组检验发现,该现象在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低、外部审计质量低、注册地社会信任水平低等情况下更为突出。     

融券卖空能提高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披露质量吗

融资融券制度的引入打破了此前资本市场的卖空限制,使融资融券标的公司面临一定的做空威胁。以2007~2017年我国沪深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融券卖空对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为了降低被做空的风险,管理层显著修正了隐匿坏消息和夸大好消息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当公司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后,显著增加了对公司负面信息的披露,降低了利好信息的占比;且所披露信息的盈利预测能力和风险揭示作用得到加强;融券卖空对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在董事会成员金融背景丰富、股价同步性高的公司中更显著。     

新闻发言人能否改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基于违规处罚和代理成本双重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违规处罚和代理成本双重视角实证分析了新闻发言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闻发言人显著促进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表现为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国有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违规处罚概率和更低的代理成本。进一步的分组测试结果显示,在公司治理较差的国有上市公司中,新闻发言人对于公司治理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反映出新闻发言人是弱公司治理的有效替代机制之一     

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来自深交所2008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8年深交所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该研究结论的政策性含义是,我国应加快《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的建设和落实工作,完善基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公司治理,从而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降低代理成本吗——来自深交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会计信息相关性是财务会计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以2008—2014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非ST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总资产周转率和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其代理成本越低。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文章为完善我国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和相关监管部门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政策参考。     

分析师公司治理与公司违规——基于分析师实地调研视角的拓展

公司违规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近年来,证券分析师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分析师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日益显现。文章首先梳理回顾公司违规的内外部治理研究,然后综述分析师的外部治理作用,在此基础上回顾分析师关注跟踪对公司违规行为治理的研究,并进一步从分析师实地调研视角分析治理路径,力图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此外,文章尤其关注公司违规中的信息披露违规研究,最后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来自深交所2008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8年深交所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该研究结论的政策性含义是,我国应加快《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的建设和落实工作,完善基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公司治理,从而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违规情况分析——以太化股份为例

作为上市企业向投资者传递信息的方式,会计信息披露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经营及发展状况,对投资者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为了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我国不断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并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但是,受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控制水平低以及外部监管不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信息披露违规事件时有发生。基于上述原因,文章以太化股份为案例,深入分析会计信息披露违规的原因及后果,从监督机制、事务所独立性、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内部控制四个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公司违规与审计收费：违规公告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以审计定价模型为切入视角,探讨了违规公告内容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违规诱增审计收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违规公告异质性内容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差异化影响,违规类型严重性和多样性、处罚措施严厉性均会显著诱增审计收费,而处罚措施多样性不会显著提高审计收费。进一步地,公司违规通过“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两条平行中介路径来诱增审计收费,且“审计成本”这条路径会受到事务所规模、任期长短、是否更换等变量的显著调节。研究说明违规公告文本内容能协助审计师评估风险,也表明不同情境下违规对审计收费的作用机理存在差异性。     

卖空管制放松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验证卖空管制放松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不可卖空的公司,可卖空公司在被列入卖空标的后,其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分配规模与分配平稳性均显著提升。机制检验发现,卖空管制放松对现金股利分配的促进在代理问题严重、投资机会少的公司中更显著,这支持了代理成本机制;同时,在信号传递能力强、信号传递需求大的公司中,卖空管制放松对现金股利分配的促进更显著,这支持了信号传递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金股利分配能力不足的公司在应对卖空压力时并未使用“高送转”作为替代。而对于我国资本市场中广泛存在的达标式分配,卖空管制放松能够产生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体现在没有再融资需求的公司中。研究表明,卖空管制放松促进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卖空机制能够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现金股利监管提供市场化路径。     

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国家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治理环境、公司透明度、企业规模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领取报酬的董事比例、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会议次数、两职分离与代理成本无显著关系;财务杠杆率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是混合的;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与总样本基本一致。     

内控审计能提高内控信息披露质量吗?——来自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自2012年1月1日开始强制实施内部控制审计,为实证研究内部控制审计是否能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可能。文章选取2010—2013年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和Logistic回归分析法,基于动态数据,实证研究了强制实施内部控制审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强制实施内部控制审计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虽有提高,但并不显著,应当引起我国内控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管者的思考。     

审计委员会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

结合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以深交所公布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的主板上市公司为基本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投资者保护视角下审计委员会特征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方式。研究发现,选定的审计委员会特征均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引入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审计委员会特征的交叉变量之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职责与权力保障的落实程度均显著正相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同时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这种相关性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将更为显著。     

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 年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注册制下IPO公司信息披露的协同治理——以华兴源创为例

以我国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华兴源创的IPO信息披露受到投资者质疑并引发媒体轰动效应的案例为对象,从信息成本的角度剖析注册制下投资者、媒体、证券交易所和IPO公司等主体的行为特征与内在逻辑。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论证信息成本是制约投资者对IPO公司信息披露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媒体在帮助投资者降低信息成本并提高投资者治理能力的同时,其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增加投资者的信息成本,而自媒体和证券交易所能够改善对媒体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可见注册制下投资者、媒体、证券交易所等主体对IPO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协同治理作用。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7年在上海和深训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之间关系进行了验证分析,从而发现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的决定性因素。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统计年度、公司规模、上市地点等因素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对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提供者与监管者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