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与几个基本关系的定位

完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是《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内容之一，其应当以梳理与定位好三方面的基本关系为前提，首先，选择和设定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模式应当以选择和设定庭审程序为模式，以明确审前程序的目的和任务为条件；其次，合理定位法院与当事人在审前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作为配置他们之间在审前程序中诉讼权利义务的根据，最后，科学地技术处理审前程序的原则性规范与灵活性规范的关系，庭前交换证据应当确定为原则规范，交换证据的方法应确定为录活性规范。     

律师在场权的适用范围的学说综述与建构

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确保律师获得在场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律师在场权的适用范围是多大,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文章提出在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的基础上,可以分为侦查机关可以拒绝律师在场的情况,应该允许律师在场,但国家可以不为其指定律师援助,也不必承担律师费用的情况和给予指定律师援助的情况予以规定。     

侦查程序增强律师辩护力量的制度措施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利规定的不完善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保障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完善其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的焦点之一。以现实的视角确立保障程序正义的基本权利与制度。对不同权利的作用进行体系性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是增强侦查程序辩方力量的关键。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职能定位

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侦查程序中律师的权利定位于法律帮助，并没有明确规定介入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这不但同国际条约的规定相违背，而且制约了律师作用的发挥，使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落空。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无论从国际地位还是现阶段国内的法治化进程来看，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及相应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权的对比启示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取得了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权，确立了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为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权规定的权限非常小，致使与国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权限相比有很大差异，进行中西比较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论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

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独立性受限，加上资金短缺、专业性不足以及缺乏法律支持等制约了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完善法律制度确立环保非政府组织主体地位，建立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立公益律师制度，建立物质和法律激励机制以发挥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应有作用。     

论英美律师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以刑事辩护制度为视角

刑事辩护制度是一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实现控辩平等,达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在其伴随着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律师制度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并成熟起来,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律师制度中,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诉讼活动中的作用是至高的,而我国的律师制度却不尽完善,有待于借鉴发达的英美律师制度。     

论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

民事诉讼中的审前程序,在诉讼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中,关于审前程序的规定存在缺陷。应确立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制度,借鉴外国审前程序的构成模式,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     

律师发展与服务大局

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将发展法律服务业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进一步提升了律师法律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如何牢牢把握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科学制定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进一步拓展律师法律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履行律师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肩负的重要社会责任，     

侦查阶段律师工作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明确地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介入的现状和作用并不尽如人意。本文从分析律师在侦查阶段究竞处于何种地位入手,着重对在侦查阶段应赋予律师哪些权利,才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合法权益进行研究。     

法治理念与人格权

法治内蕴着对人权的保护。从实在法角度来看,民法中的人格权制度是人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理念的接受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

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刑事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尚存在不足之处,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审前羁押制度改革完善的出发点是将其准确定位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例外性的措施,在对其准确定位的基础上,从刑事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相应完善建议。     

“入库规则”辨析

“入库规则”是债权代位权制度中的规则之一。它不仅可以保障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还能顾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这种理想的债权担保制度,在现实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从经济效益、法理等视角出发,“优先权规则”取代“入库规则”不仅合理,而且合法。     

基于人身危险性量刑根据的研究

从法律依据、刑法基本原则、刑事政策、刑事司法实践及被害人权利保障5个方面展开论证，对目前将“人身危险性”因素列入量刑考量因素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人身危险性”并非对社会存在实害，仅仅是一种犯罪未然状态的预示，具有或然性和不确定性。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将“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根据之一，不仅缺乏法律依据，有悖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不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不利于保障犯罪人和刑事受害人的权益。     

旅游者合法权益保护问题之反思

旅游者合法权益保护问题是中国旅游发展中备受关注但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讨论了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基本内涵及内容范围;从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政府3个方面阐述了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的旅游者合法权益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根源。提出应当构建旅游者合法权益保护系统工程。该系统工程的内容主要由立法部分、执法部分、教育宣传部分构成。前两部分发挥基本运作功能,后一部分发挥外围保障功能。     

略论沈钧儒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该文对学术界关注不够的近代法学活动家沈钧儒的法律思想与实践予以专题探讨，试图指出：沈钧儒的法律思想萌生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提倡以法治国、推崇司法独立、主张用法律保障人权，这是构成沈氏法律思想及其政治生涯的主体部分；沈氏的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曾深深影响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普通民众，成为中国近代法制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地权冲突与秩序重建——清代“湖团”案研究

清咸丰同治年间苏北铜沛原居民与鲁西南移民之间的湖田权属之争,实质为排他性民间地权观念与国家产权法理的冲突.在无法回避此矛盾的背景下,被钦定调解此案的曾国藩决定重建权威秩序,做出按是否安分守法这种国家标准对土客重新排队划界的仲裁:“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实践中,曾国藩以保障各方财产权和生存权为前提,既强化国家法理的至上地位,又尽可能顺应民间“私情”与尊重“共有的习惯”,通过确认合法产权与重新分配权利,成功地化解了国家利益和民间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多方共赢.     

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势在必行

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行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实现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权的需要．也是企业立足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还需不断自我发展，不断创新。目前存在许多问题尚需在实践中解决。     

论民事权利的宪法保障历程

我国先后制定的四部宪法中 82年宪法对民事权利规定较为充实。 82宪法又分别于 1 988年、1 993年、1 999年进行了修改 ,从而基本确定了民事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公民的民事权利本位观念。我国民事权利保障的宪政化进程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公民法治意识和国家政治权力。我国民事权利宪法保障完善的方向是 ;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确立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务求民事权利保障真实。     

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激发了企业创造的热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近年来出现的"安吉案"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要求国家要在立法把关、司法实践和执法环节对此行为进行规制,使这项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