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旅游社区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以泸沽湖大落水村为例

面对发展主义对地方和传统的贬斥,以及日益强化的现代化力量,有必要关注和强调边缘民族社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研究通过2008—2016年对云南泸沽湖摩梭人社区本土实践与行动的持续考察,发现在消费领域,村民展现出对新兴消费文化和风尚的接纳;在生产领域,倾向于通过市场经济逻辑的本土化来实现传统的保育,促进社区和族群的发展;在文化领域,借用各类现代的组织、媒介和技术手段,树立文化身份,强化族群认同的"我者"边界.文章认为,村民经济与文化的本土化实践涉及现代与传统、本土和外部的混杂交织、互为所用,这种混杂和借用可以促进本土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因此,边缘地方和族群的本土现代性发展模式不但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具备可能性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恰恰为这种本土现代性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情境.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浙江安吉为例,采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在0.173～0.606之间,t值介于2.042～9.954,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或0.05,模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与研究假设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同时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

文章以慕田峪长城为案例,探讨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自1988年开始发展旅游以来,慕田峪长城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长城旅游景区.慕田峪村紧邻旅游区,村民也广泛参与到景区旅游发展当中.通过2008年12月对慕田峪景区经营小商铺的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文章评估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和旅游发展对当地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慕田峪村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和社区参与的现状.研究表明,受访者高度认可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对旅游和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旅游对社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然而,社区居民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对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参与关系的理解.     

社区归属感对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的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

乡村旅游地居民是旅游感知的核心,旅游感知是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当前与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比较匮乏。文章依托文献调研,引进旅游获利中介效应,搭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旅游感知”结构方程,以浙江安吉为例,根据现场调查问卷数据,探析社区归属感对旅游感知的影响机理及方式。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对旅游获利和旅游感知都有明显正面影响,旅游获利是社区归属感影响旅游感知的中介效应;社区归属感对旅游感知不仅有直接效应还有间接效应,其直接效应(0.48)远远超过根据中介效应旅游获利对旅游感知的间接效应(0.55×0.27)。     

少数民族地区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研究——以新疆昌吉州杜氏农庄为例

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是指游客在乡村旅游产品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对质量属性表现的综合评价。本文选择新疆昌吉州杜氏农民为实证研究对象,以游客感知理论为基础,通过访谈和游客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数据资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数学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了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主要表现在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4个层面。游客的收入水平、家庭所在地及性别条件对感知水平有影响。通过中西部乡村旅游六要素的游客感知质量的对比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状况及乡村旅游开发形式对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有影响。     

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泸沽湖地区为例

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是我国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给少数民族接待地区的社会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本文以泸沽湖地区为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保护的方式和开发的具体模式。     

共建共享视野下旅游社区的协商治理研究——以鼓浪屿公共议事会为例

当下我国,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领域.旅游社区是社区治理领域中较特殊的一类,只因其虽然具有相对固定的主体结构——居民、商家、游客和政府.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仍会产生传统治理模式失灵现象,而形成治理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多元利益无法得到有序调和,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社区成员认同感较低造成了社区既有的熟人格局解体,共同体内部规范逐渐失效;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者由于体制原因,难以形成行政协力以构建有效的外部治理体系.其治理困境的因素大抵包括成熟的社区、激增的人口和内涵丰富的旅游价值.针对此困境,鼓浪屿建立了多元主体协商平台的鼓浪屿公共议事会,重建旅游社区的整合功能.首先,鼓浪屿公共议事会不仅有效弥补了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中以街道办为主的社区管理和以管委会为主的景区管理体系之间行政协调性不足的制度缺陷,而且从结构上联通了居民、市场(行业协会)和政府三方主体;其次,议事规则通过设置居民的表决权,重塑治理主体,提升居民认同感,继而为共同体内部规范的恢复提供了可能.根据顶层设计,鼓浪屿公共议事会是符合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程序性机制.通过对议事会的实证分析可知,在旅游社区的治理过程中,共建必须综合考量程序的可执行性、功能性和议事效率;共享则体现为以政府赋权于民为前提,依托程序,达至多元主体的功能性结构重整.但专业性不足以及程序工具主义的偏离倾向是目前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议事专家的训练和专业人士提供指导.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迅速。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活态遗产和旅游资源类型，具有生态脆弱和文化敏感等特点，旅游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对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强烈的人为扰动，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文章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选取不同旅游发展程度的阿者科、普高老寨、大鱼塘、箐口、勐品和胜村6个村寨，基于系统论理论将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看作是一个整体，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两者的关系，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哈尼梯田遗产地具备较强的社区韧性水平，旅游发展程度越高，社区韧性总体水平相对越高，旅游扰动相对越弱；（2）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的耦合度处于高耦合水平阶段，耦合协调类型为勉强协调、旅游扰动滞后型，遗产地旅游发展并未产生威胁到社区韧性系统的破坏性扰动；（3）旅游发展程度不同，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也有所差异。该研究对哈尼梯田未来旅游发展提供相关启示，有助于推动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     

旅游活动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以济南市两社区为例

在对旅游影响和社会资本进行分析解构的基础上,对济南市芙蓉街社区和曲水亭街社区进行了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感知旅游影响方向和内容对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旅游活动导致的居民不同居住类型和参与经营程度对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呈现差序格局。因此,需要动态监控旅游对城市社区的消极作用,提升原住户角色,促成旅游社区和谐发展。     

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接待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是国内旅游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家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对少数民族山区居民的语言、生活风俗、民族服饰有显著影响,但对其饮食习惯和地方建筑特色影响不大,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变迁是积极的;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对负面影响的感知;旅游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影响强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和环境影响.最后建议通过建立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旅游影响民族社区社会关系变迁的微观研究——以岜沙苗寨为例

文章从较为微观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贵州从江县岜沙①苗寨展开个案研究.对比旅游发展前后岜沙苗寨社会关系的建立方式、主要特征方面的差异,进而回答"民族社区在旅游发展影响下,其关系的建立方式,社会关系的整体特征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改变了外部主体与岜沙村民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但并未改变岜沙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结论,实现了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对话.     

基于数字足迹的自驾车旅游客流时空特征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文章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利用网络游记与照片两种“数字足迹”,研究入滇自驾车旅游客流的时空特征,并与一般入滇旅游客流的特征进行比较,为应用新数据方法研究旅游流时空提供参考,同时丰富时空二元观角下的自驾客流研究成果,也有利于自驾车旅游目的地的营销与管理.研究结果显示:(1)自驾客流出游时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黄金周及寒暑假内容易出现客流高峰,与一般入滇客流的时间特征基本保持一致.(2)客源地空间分布上,一则呈现近域性显著、东部集中性明显;二则自驾客流空间距离衰减规律不明显,空间使用曲线出现多次波动,客源地分布与国内经济发达省市的地理分布保持一致.(3)目的地空间分布上,一则自驾客流在云南24个旅游节点内非均衡集中分布,并形成位于4大区域的5条旅游线路;二则与一般入滇客流的“单核放射状”分布形态不同,自驾客流整体呈现多核心、多线状、多区域的“多核线网状”空间分布形态;三则自驾客流网络密度较低,网络结构分层明显,但核心旅游区带动及影响边缘旅游区的能力不强.     

生态旅游区少数民族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研究——以新疆天山天池、那拉提为例

少数民族牧民因旅游开发搬迁定居参与旅游业,是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模式.本文选择新疆两处重要生态旅游区为实证点,研究了牧民对政府实施的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研究发现,牧民在定居工程和参与旅游态度上总体水平为良下,各类因子中社会福利和生活便利程度因子态度水平较高,而定居后新生产方式的认同水平较低.比较分析了牧民属性特征对各因子水平的影响,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属性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有一定影响.     

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模型构建及应用——以浙江安吉为例

社区归属感侧重研究居民对本地域社区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关注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旅游情景下的社区归属感研究较少。文章通过文献梳理社区归属感与其相关结果变量的关系,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探讨旅游情景下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地方依恋、旅游感知、社区参与、居民满意度及旅游获益是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5个主要维度,社区归属感对它们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在0.130～0.728,t值介于5.936～9.215,显著性概率p均小于0.001,所建理论模型成立,拓宽了社区归属感理论框架。培育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有助于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程度,增加旅游地居民正面旅游感知,促进居民积极支持旅游发展,利于乡村旅游地社区实施科学的人本管理。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

本文以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周边雨崩藏族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区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认为这是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的典型案例。轮流制模式一方面妥善协调与巧妙解决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控制了外来投资,同时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对构建雨崩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民的增权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在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将会被破坏。从此角度讲,制度增权的缺失又对提高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新农村建设构成了阻碍。     

基于GA优化的农业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在综合分析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及旅游地竞争力评价体系基础上,结合可持续旅游核心标准,着重关注当地居民与旅游者感知,构建农业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能力体系,体系包括3个层次26个因子.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地为例,运用非线性模型,结合MATLAB软件中的GA遗传算法工具箱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结果表明,所构建的分类单项指标发展指数式具有"广义"的普适性.案例地评价结果为农业旅游地发展提供适时反馈信息,并做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调控.     

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的旅游流时空特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智能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位置服务信息逐渐增多,为研究旅游流时空特征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和视角.文章利用新浪微博LBS签到数据和核密度估计分析方法,从时空维度对兰州市旅游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流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明显的节律性,无论是年变化,还是日变化,均表现出明显的旅游流初现期-高峰期-回落期-休眠期变化特征,季相变化明显,夏半年和冬半年存在较大差异,“双峰”特征显著;日变化呈现偏态“金字塔”形结构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典型的“核心(城区)-边缘(周边区域)”结构特征,切合旅游景点和旅游服务接待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女性游客签到量大于男性游客,流量变化小于男性;女性游客主要集中在主城区活动,男性游客则偏好户外活动丰富的郊野森林公园.省、内外旅游流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明显的“超前-滞后”效应,在空间选择上存在着一定的错位现象.从旅游流活动轨迹来看,表现出明显的“轴线-散点”态势:中山桥-白塔山公园—城隍庙-黄河母亲像-水车博览园为主的“黄河风情线”是主要的轴线,而外围地区主要的景点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散点”,无论是主城区,还是外围地区,均没有形成闭合的旅游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