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

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司法实践表明,有些被害人在故意犯罪事件中也有过错。这种过错是指与故意犯罪的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不当的作为或不作为。应当承认,被害人过错能够诱发他人犯罪,但被害人过错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是否起作用,以及起作用的大小,应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和具体情境中考察。从责任性上讲,故意犯罪事件的最终发生,主要原因在犯罪人方面,犯罪人应当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而被害人只承担次要责任或不负责任,也就是说,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的影响是量刑方面的,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对诈骗罪未遂问题的探讨

诈骗罪应以财物所有人或权利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支配权为既、未遂的界定标准,诈骗罪未遂的犯罪数额指行为人意图骗取、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拟自愿交付但未实现的财产损失数额。参照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的诈骗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原则上达到数额较大的诈骗罪(未遂)均可以定罪处罚,当诈骗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时,以重刑吸收轻刑从重为量刑原则。     

多次盗窃但未达犯罪数额也可定罪

一、案情张某（男,26岁）一年内先后在某中学校园盗窃学生自行车十次,其中六次既遂,价值600元,四次未遂．价值300元,张某最后一次作案被抓获归案。被害人王某因多次被盗,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盗窃存折案件认定问题探讨

盗窃存折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从存折的特性着手,分析了盗窃存折既遂和未遂的划分,盗窃存折之后的冒领与存款行为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对最高法关于认定盗窃存折案件的司法解释进行了评析,得出了应当以行为人最终取得的存款数额来认定盗窃数额的结论。     

浅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故意为视角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很多结果加重犯,至于结果加重犯有没有未遂状态,理论界说法不一,而目前我国司法解释关于抢劫罪解释中又对抢劫罪加重结果的未遂形态予以明确规定。鉴于结果加重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从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故意的视角来探讨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     

盗窃财物后向被害人索要“赎金”该如何定罪

盗窃财物后又向被雷人索要赎金赎回财物,此种行为的定性,应当是盗窃罪而不是敲诈勒索罪,盖因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已经成立,此后的“敲诈勒索”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盗窃既遂以后的销赃行为,不应当另行定罪。     

建立量刑程序的必要设计

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侧重于定罪,而适用法律的量刑程序曾长期被人遗忘,现行量刑程序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在于:观念上的重定罪轻量刑、只求合法性不顾合理性;操作上的暗箱操作秘密量刑等行政化处理方式由于量刑活动未能真正纳入程序.本文仅从量刑建议和量刑人格调查报告两方面对量刑程序的建立做以制度设计.     

建立量刑程序的必要设计

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侧重于定罪,而适用法律的量刑程序曾长期被人遗忘,现行量刑程序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在于:观念上的重定罪轻量刑、只求合法性不顾合理性;操作上的暗箱操作秘密量刑等行政化处理方式由于量刑活动未能真正纳入程序.本文仅从量刑建议和量刑人格调查报告两方面对量刑程序的建立做以制度设计.     

对量刑建议权的反思与完善

量刑建议是一项起源于西方并在我国司法土壤中逐渐完善的法律制度,它的存在的发展对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和保障公平正义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我国现阶段的实践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是在对本体属性、主体资格、理论依据和权能扩张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最后,本文也从更新观念、明确依据、规范操作和加强保障等方面对完善量刑建议权进行了讨论。     

论共同正犯的未遂

﹝摘要﹞共同正犯的既遂标准与单独犯的既遂标准不同。共同正犯的着手应采用“整体解决说”的观点,只要正犯中有人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犯罪,共同犯罪整体即视为已经着手实行。一部分正犯已经完成了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另一部分正犯并未完成的情况下,依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应认定共同犯罪整体实现既遂,并不会出现部分正犯既遂,另一部分正犯未遂的情况。共同正犯未遂的“意志以外原因”的认定基本与单独犯未遂的情况相同,但与单独犯的未遂仍存在分别。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

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重定罪,轻量刑"观念以及定罪与量刑程序不相分离的模式,导致刑事案件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较好得完成定罪的任务而无法合理量刑。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目的、任务等的不同,决定了量刑事实的证据种类、证明方式等与定罪事实的证明有很大的区别,本文首先说明构建量刑事实证明制度应具有的证明对象以及证明责任,进而对为更好地构建量刑事实的证明制度的相关的配套措施提出了一些立法上的建议。     

单位盗窃的司法困惑与应然认定

关于单位盗窃,目前存在刑事惩罚不力、罪刑不均,司法解释越权且界定不明的问题;对于单位盗窃应当以自然人盗窃论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当统一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构成标准;设立单位盗窃罪应当慎行。     

论民事赔偿对量刑的影响

民事赔偿影响量刑有其法律依据,将民事赔偿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附条件赔偿”、“单向赔偿”以及“赔偿数额标准难以确定”等疑难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立法层面确定案件的适用范围后,再制定和细化相关法律规范,便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以使民事赔偿作为量刑情节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不能犯未遂的处罚问题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不能犯是未遂犯的一种,但是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成立不能犯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并且在危险性的判断上说法不一。刑法学研究中应区分可罚的不能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对此,应借助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予以认定。     

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判断标准研究

抢劫罪既遂标准的界定,关涉到刑法打击抢劫罪的力度和准确度,是刑法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在具体犯罪上的微观体现.然而其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标准,在学理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抢劫罪的既遂标准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刑法学界对该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具体运用仍有较大争议.笔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旨在使抢劫罪既遂与未遂判断标准更加明确.     

量刑方面的立法问题

贪污罪和受贿罪是社会广为关注的多发型犯罪,现行刑法对此二罪的量刑规定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死刑的设定、情节严重的认定、以及具体法定刑的分布等方面。本文对二罪的量刑问题提出现行立法中的不足,并阐述了修正的设想。     

量刑方面的立法问题

贪污罪和受贿罪是社会广为关注的多发型犯罪,现行刑法对此二罪的量刑规定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死刑的设定、情节严重的认定、以及具体法定刑的分布等方面.本文对二罪的量刑问题提出现行立法中的不足,并阐述了修正的设想.     

诱供下的坦白如何合理量刑

坦白从宽是我国一直奉行的刑事政策,对于坦白的犯罪人我国给予宽大处理的有待.那么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坦白不是自己主动自愿交代犯罪行为,而是在诱供的情况下坦白自己的罪行,如何来认定? 是否也享有宽大处理的待遇? 本文旨在通过论述坦白与诱供的主要内容,从而明确诱供下的坦白在实践中如何认定才具有合理性.     

试论刑法中定罪免刑的规定

有罪必有责，犯罪和刑事责任之间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然而，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之一——定罪免刑却打破了犯罪和刑罚之问本应当存在的必然因果联系。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表现在刑罚的程度和性质与犯罪的程度和性质相对称上，还应表现在建立起犯罪与刑罚的必然因果联系的观念上。对犯罪人适用易感触的实在的刑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定罪前提下刑讯逼供罪的证明对象

刑讯逼供行为既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又损害了司法公正,必须予以遇制.在定罪前提下,刑讯逼供罪的证明对象应当包括客体特征、客观特征、主体特征、主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