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再分配对湖北省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否受益并相关结论贫困变动由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贫困变动的增长再分配分解，考察1997—2003年间如上两个因素村贫困变动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而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是算和比较基尼系数，考察在此期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出对农测。     

农村贫困：现状与对策

我国的农村贫困，不单是农民收入低，它还包含了公共产品在农村的缺乏，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匮乏，土地产权的残缺等，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应尽快赋予农民对于责任田的完全或准完全财产权，调整财政支持政策，引导各类资本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建立适合国情的农村社保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并给予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建立以扶贫金为主的农村低保制度。     

物价变化、贫困度量与我国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研究

自2007年初至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历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农村物价水平也经历了持续的上涨。相关研究表明,受到物价变化影响最大的往往是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家庭。本文基于物价变化具有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间存在的不同消费结构,分析了物价变化背景下通行的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可能存在的偏差,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研究表明,相比基于农村CPI的贫困线调整方法,用反映农村贫困人口实际消费结构和综合价格水平的农村贫困CPI进行贫困线调整,能更加准确地测度贫困人口受物价变动的实际影响,且有效地降低贫困线调整和相应的贫困度量方面的误差。     

贫困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以鄂南富水库区为例

贫困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以鄂南富水库区为例卢荣安贫困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不仅是脱贫致富的根本大计，也是关系到库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全局和影响长远的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必须从本地资源出发，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综合考虑经济效...     

贸易自由化与贫困：文献回顾与评论

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问题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非常关注的两个领域。本文对关于贸易自由化和贫困研究的文献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和评论：一是从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来影响贫困的宏观层面；二是考虑到住户、政府、企业等经济主体行为和反应的微观层面。通过对已有文献的考察发现，根据现有文献还不能得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一般结论，关于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内在逻辑仍需要深入细致分析，尤其是讨论经济主体的反应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减缓农村收入相对贫困的实证分析

利用CFPS微观数据库测度农村收入相对贫困,并以农业和旅游业融合为视角对农村收入相对贫困、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业和旅游业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相对贫困;数字经济对于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减缓农村收入相对贫困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后脱贫时代,减缓农村相对贫困可借助农业和旅游业融合的深入发展,为实现农民富裕和乡村振兴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由农村贫困引起的思考

农村为什么穷？是因为农民没有能力获取更高的收入。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土地种植收入；二是除土地以外的其他收入。那么，分析农民低收入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土地种植收入。现在农村基本上都是采取一家一户独自经营，沿用着祖宗传下来的种植技术，没有新的作物引进，没有新的技术运用，也没有更加有效的收割技术，年复一年怎能不穷；另一方面农民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专业的技能，引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为零。由此可见，农民穷的根源在于能力贫困，能力贫困的根源又在于知识贫困。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研究——以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本文从收入流动视角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个体动态收入特征,运用收入流动矩阵法测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年度贫困,收入流动减缓了长期贫困程度,但贫困户即使脱离贫困,但脆弱性较强,返贫概率较大,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收入仍较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风险更大,收入缺乏稳定性,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有利于贫困人口相对收入位置上升,有利于贫困户脱贫。     

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

近10多年来国内外在贫困理解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从单一的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但是,对多维贫困指数究竟如何结合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和权重,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以UNDP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山西省贫困县的住户数据,通过调整多维贫困测量指标、指标取值和权重,考察其对多维贫困估计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调整后多维贫困指数值变化非常大。本文还研究了不同收入贫困标准和多维贫困定义组合下多维贫困户与收入贫困户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区域多维贫困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剥夺临界值和指标权重所建立的多维贫困指数,用以估计的多维贫困户可以覆盖76.8%的收入贫困户。     

宁夏农村贫困程度的估算与模拟

本文测算了1984—2003年宁夏农村的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高的家庭。     

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新时代扶贫事业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扶贫对象逐渐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文章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在城镇相对贫困线下获得的结果远高于在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该结果也表明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能够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持续扩大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进程,因此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变动趋势,认为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难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本文同时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经验,为全国层面通过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推动农村低收入居民增收,需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关键在保障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就业机会,重点在增强无劳动能力人口的收入保障。     

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研究——以贵州麻山地区代化镇为例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发展缓慢或者返贫现象突出。该文以贵州省"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背景,着重从贵州麻山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外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方面分析了贵州麻山地区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贫困陷阱,并研究了导致该地区陷入贫困循环陷阱的原因。文章以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为基础,探讨分析了麻山地区存在的4因素贫困循环链,即环境要素制约型贫困陷阱、物质资本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基础设施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和人口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文章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现有理论基础,提出错综交织的循环链扣是麻山地区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最后,总结了摆脱困境的5条政策性建议。     

后小康时代农村相对贫困的问题诊断与机制建构

农村相对贫困是后小康时代贫困治理的主战场。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主要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人口识别难度大、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三大现实挑战。据此,通过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社会保障机制、长效稳定增收机制三大举措予以破解。加快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最终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中国农村贫困的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以被调查的农村住户为单位,考察了现阶段衣村贫困的规模、发生率、类型、程度,农村贫困住户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以及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村贫困的调查发生率仍然较高,农村贫困的深度、强度和对扶贫投入力度的要求都有所上升,但按国定贫困线计算,农村扶贫压力仍在国家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在家庭人力资本、物质性经济资源、结构性社会地位以及关系性社会处境等方面,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在多数情况下存在明显差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物质资源不足、社会结构制约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可以部分地或不同程度地解释贫困的成因。最后,本文提出,农村反贫困战略应当重点解决持久性的贫困。     

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重新审视

本文在分析贫困概念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目前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分析了我国目前贫困标准存在的问题,得出必须调整我国目前贫困标准的结论,提出新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并论述了新贫困标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问题及其反贫困策略

贵州省是我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贵州的贫困根源在于农村的贫困。本文基于统计数据对贵州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贵州农村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产业发展缓慢、固定投资不足、教育发展滞后等,贵州农村实现反贫困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为此,必须调整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教育反贫困＂战略。     

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

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是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贫困测度标准。本文在系统分析贫困测度指标对扶贫政策取向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1985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扶贫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却更加恶化，不仅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而且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针对这种变化，本文讨论了改善贫困状况的政策取向。     

基于生活水平维度的县级贫困度量研究——以武陵片区北部为例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和识别的准确度是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维贫困的精准度量与分析成为国内外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该研究以Sen的能力方法理论为基础,以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指数(MPI)测算指标体系为参考,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建立了生活水平维度贫困指标体系,利用武陵片北部11个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基于"A-F"双临界值法的县级贫困人口量算,并通过"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空间分异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维度中通电与资产指标对研究区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影响最小,燃料类型指标影响最大;11个县贫困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巴东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建始县来凤县恩施市鹤峰县利川市丰都县咸丰县黔江区;依据房屋结构、燃料类型、饮水情况3个指标可将11个县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不同类型县的主要致贫因素不同,当地政府应根据各县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扶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