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供应链金融同时具备供应链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企业数字化程度低、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相比，在企业数字化程度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低、非银企关系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该研究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对提高企业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融资约束与中小体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三板挂牌体育企业的实证分析

融资约束是制约我国中小体育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阻碍了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文章通过建立融资约束指标来衡量当前中小体育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融资约束对中小体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体育企业受产业特点和自身企业性质影响,在公开体育资本市场、金融机构信贷、政府财政拨款、私募基金等融资渠道方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其中体育服务类企业所受融资约束大于体育制造类企业;融资约束对中小体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政府补助并未缓解融资约束对中小体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未来应开发体育产业链金融模式,创新体育金融产品,建立体育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完善体育企业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并制定系统性、针对性和配套性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实体投资偏向与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改进发展绩效提供了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功能,并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偏向,通过抑制金融资产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和资本性支出的实体投资的途径影响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1—201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多种计量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影响效应存在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和中东部地区更显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企业投资的合理分配等方式可协同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R&D投入视角

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使用SFA-Malmquist效率测度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约束、释放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这一分解因子上.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中介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中国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民营上市公司CEO法律责任与企业脱虚向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法律环境的优化,本文聚焦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现实需要,以2008—2020年为样本区间对CEO法律责任能否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CEO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时,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更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CEO法律责任的增加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CEO任期较短、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两者的负向关系更显著;CEO法律责任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的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对冲效应抑或扩大效应

在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扩大企业风险,即实体企业金融化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扩大效应".同时,相比于高风险承担能力的国有企业、成长成熟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低风险承担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初创和衰退期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风险产生的"扩大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通过挤出实物资产投资和降低主营业务收入来扩大企业风险.因此,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健全实体企业内部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防控机制,并引导实体企业专注主业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融资约束、企业动态与行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构建融资约束影响行业生产率理论模型,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关系,发现:(1)融资约束阻碍行业生产率提高,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大;(2)融资约束对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变动和企业间要素重置是融资约束影响行业生产率的两条渠道,其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影响更大;(3)引入企业动态对生产率增长分解,发现融资约束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生产率提高、企业间要素配置和企业退出效应进而抑制了行业生产率增长.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

选取深沪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以技术投入持久性为视角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外部环境、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投入惯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外部环境动荡时,惯性的积极作用表现〖JP〗更加显著;企业规模抑制了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财务杠杆对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还因企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提示,制造企业应运用高水平投入,采取持续不变的技术投入策略应对动态环境。大规模企业要关注技术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防止盲目执行技术投入策略。针对“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应注重合理利用负债融资,发挥负债的治理效用。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我国银企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分析

银企关系对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和融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紧密型银企关系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但在银行业高度集中的前提下,这种密切的银企关系也会给企业融资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转轨经济时期,我国银企关系出现某种程度的异化.在行政和市场双重影响下,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呈现依附型关系,使得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极其低下.而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则呈现割裂型银企关系,使得民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因此,加快银行和企业改革步伐,构建正常的市场化的银企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企业发展预期的创新效应：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

基于2010—2018年沪深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并结合情感分析，测算企业发展预期指数，进而揭示企业发展预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风险预期提高会抑制创新产出，但没有证据支持资金预期对创新存在影响；②基于财政刺激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未显著放大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但会强化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有利于强化企业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③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发展机遇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强化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④不同行业性质和股权性质下企业发展预期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