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末端治理型、清洁生产型和能源节约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有效推动制造业企业末端治理型、清洁生产型和能源节约型绿色技术创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民营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大，对国有和中外合资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对此，研究提出实施多元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打造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培养长效机制、推动国有和中外合资制造业企业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以期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碳排放规制、企业减排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能否切实对企业形成减排激励备受关注，也是理论研究亟须探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该市场机制还未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和同行业非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采用基准法核算、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企业市场定价能力相对更低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会更为明显。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显著降低了控排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提升了绿色生产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本文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揭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国家统一碳市场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深化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用能权交易会诱发绿色创新吗？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7年用能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用能权交易政策显著诱发了试点地区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创新,而非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创新。②该政策的诱发效应在非国有或迁移成本高或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更为强烈。该结论意味着在建立全国统一的用能权交易市场的同时,还需进一步精准定位用能企业性质,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用能权交易配套政策。     

环境管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30个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将绿色工艺创新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环境管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同时制度、排污费制度、研发投入、市场需求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均具有积极作用;地区居民环保意识、市场制度均产生了负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行政处罚案件数的影响均不显著;市场竞争仅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环境政策法规具有负向影响;而工业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投诉处理率仅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污染治理投资制度仅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企业规模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除工业环境治理成本外,其余环境管制工具对两种绿色工艺创新模式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碳市场调节机制的核心，对中国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89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分工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但不能通过企业分工降低碳排放强度，且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需要健全各项配套措施，重视碳市场建设并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对中国低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绿色证书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电力市场的政策效果

首先,在描述和分析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来解释两种制度的作用机理。然后,研究两种制度作用于中国电力市场的机理,并对其政策作用效果进行模拟仿真。结果表明: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不仅可影响中国电力市场的上网电价,而且可通过设定合理的规划目标组合来促进中国发电产业的发展;在可交易绿色证书机制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协同作用下,中国电力市场可形成相对合理的上网电价;科学的规划目标不仅有利于增强监管规划期内电价的合理性,而且可以有效调整发电产业的结构。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智能制造、技术整合与绿色技术创新

充分发挥绿色技术的关键支撑作用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关键。本文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技术整合在智能制造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智能制造对高水平和高难度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独立的研发创新和前端研发生产环节的创新活动的作用会更显著;当企业规模较大、资本较为密集以及位于东部地区时,智能制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阶段企业减排效应研究

2021年7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由试点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作为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其在试点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2013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9年175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微观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交易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从而作用于企业碳减排;碳交易试点对大规模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小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为此,应继续大力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纳入条件已经成熟的行业;重视企业研发创新在碳减排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相应地推出有一定针对性的措施;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在这一影响机制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耗约束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能耗约束目标下,国有企业侧重于绿色发明专利研发,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研发的关注较少,民营企业则二者兼顾。此外,在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中,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削弱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机制检验

碳交易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工具,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反映碳交易实施状况,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切入,基于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提高碳交易价格和扩大市场规模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技术改造投入,进而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技术改造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碳交易制度顶层设计、精准制定技术创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影响的比较——“厚此薄彼”还是“双赢策略”

尽管绿色技术一直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些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率却很低。企业在非绿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上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基于199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绿色技术,绿色技术的前向引用次数更多,且产生了更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后续创新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力。此外,由于高能耗行业存在转化成本高、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随着能耗水平提升,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的正向影响力逐渐减弱。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对政府设计绿色与非绿色创新“双赢策略”,促进企业从“厚此薄彼”转向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演化研究——兼论企业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通过计算各行业污染强度PL值,将中国27个制造行业按污染程度划分为轻、中、重度污染行业,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揭示制造业整体和3类制造行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化规律,并探究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制造行业绿色产品创新能力、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幅差异较大;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对轻度污染行业绿色产品创新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最大;行业污染程度越高,其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受企业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越大。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对环境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碳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碳交易政策是基于市场机制控制碳排放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核心政策工具。采用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基于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看还是分区域看,碳交易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但效应的大小存在区域差异,碳交易政策在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比中西部地区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减少能源消耗规模、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实现减排,能源规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投资等在碳交易政策传导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这种传导机制存在区域差异。     

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根据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可为中国制造业扩大创新优势、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在中国经济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关键。众多考察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中,鲜见从宏观电子商务发展视角考察其对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选择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电商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企业内部管理性交易成本和外部市场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电子商务普及与应用对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以及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电子商务对服务业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制造业,对外部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内部管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