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郴州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研究

笔者根据2000～2010年郴州市农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和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资料,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分析郴州市农民人均产值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相关关系,并提出郴州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BMP2体系。     

湖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路径分析

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条件，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产品市场的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更好地保护和协调生态环境。论文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污染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形成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五条措施，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综合调查法的基础上,采用清单分析的思路探究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化肥、农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源的时空分布情況。研究表明:2000—2020年间,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总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污染输出最大的3个地区为江苏、四川、湖北;农田固体废弃物对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影响最大,化肥对总氮及总磷排放量的影响最大,且化肥施用量和农田固体废弃物产量存在时空上的异质性。对此,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积极加强主要农作物施肥技术研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农田固体废弃物的集中处理站,进而实现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防治。     

香溪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其控制管理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污水是香溪河水体氮磷污染的主要来源,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是防控三峡库区水体,特别是支流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任务和措施。结合香溪河流域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和农业生产结构等特点,分析其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措施,实现了三峡库区小流域农业面源氮磷流失"控源"、"截汇"和"治污"的管理体制有机结合,旨在为三峡库区小流域氮磷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库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提供技术支持。     

农业面源污染的适应性治理:国际经验、限度与路径选择——基于雄安—白洋淀水域的实证考察

随着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不断被解构,农业面源污染已然成为当下生态治理与农业发展的内生性结构障碍。命令型、市场型及公众参与型是发达国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实践模式。基于白洋淀水域农业面源生态治理的实证考察发现,基层法律体系的不健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的缺失、公众参与作用的弱化、治理模式的单一化、主体行为利益博弈等治理限度,进一步制约了白洋淀水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质量的提升。为此,需要通过健全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建立高效的整体性协调机制、建构广泛的公众参与治理机制、创设主体合作的适应性治理平台、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并兼顾生态利益等多维度适应性治理路径,以期提高白洋淀水域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理质量,最终促进雄安地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面源污染控制的国际比较与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城镇污水截留处理比例的不断提高,排水系统雨天溢流造成的面源污染,已成为城市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城区面源污染严重影响了江、河水体功能的恢复,这种状况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极不相称.城区面源污染有效控制,将对改善江河水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建设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愿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消除"面源污染"是当前改善水环境的重要任务.     

我国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实效研究--以湖北省丹江口水库为例

因农村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不易监测性、危害滞后性等特点,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国环境立法丰富,但农村面源污染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法律没有取得应有的实效。本文结合丹江口库区实证样本的调研结果对我国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实效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立法存在问题、执法不力、纠纷难以进入司法领域,提出五点完善建议：转变立法理念,运用多样的市场型措施和经济刺激手段;建立健全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立法;强化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责任,界定主管部门的防治责任;健全农村环保执法机构,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力度;完善环保宣传与公众参与制度。     

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基于EKC和PPH假说的实证研究

测度工业行业污染强度和政策环境规制强度,利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基本上成立。同时污染强度与规制强度间存在反向关系,污染避乱所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不过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污染治理的效果不同,东部最明显,然后依次为中部和西部。为应对污染产业转移,应实施环境责任追溯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民众诉求的畅通渠道。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

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普遍弱于东部地区。因此,若不加以重视,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数据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得环境规制成为必然,而相关研究并未就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的设定,立足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贸易影响的结果表明:中国与美、欧、日的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存在稳定的负相关性。美、欧、日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使我国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本文首先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的基础上,对上海市1981-2007年的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上海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的关系并不唯一;接着又采用因素分解法对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排放量增长阶段,经济总量的增加起到了主导作用,而在排放量下降阶段,技术进步起到了主导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对排放量降低的贡献相对较小。文章最后对上海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