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同群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梳理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同群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并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实现;企业管理者能力抑制数字化同群效应对相关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而融资约束会放大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高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高端制造行业特征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刻画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端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路径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高管具有金融背景以及两职分离的高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工具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立数字化系统管理制度以优化转型环境、培育数字化社会资本以调控企业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创新网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赋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     

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产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结果表明,企业服务化转型存在地区同群效应,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学习模仿是企业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产生机制,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存在异质性,固定资产比重低或客户集中程度高的企业,开展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     

“同命相连”：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

供应链数字化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由于供应链网络中包含了上下游多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依赖于供应链网络中各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理。研究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纵向同群效应,且相对于同竞争对手网络的横向同群效应,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中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应和动态竞争效应有助于数字化转型纵向同群效应的形成。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或者当同群企业类型为供应商、同群企业重要性更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定性。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联动以及地方政府稳链固链提供启示。     

动态能力视角下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机会开发过程研究

数字经济下,传统制造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机会开发,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多以结果为导向,较少从过程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本文以公牛集团为案例,从动态能力视角研究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结果表明：渠道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网络效应,提升组织外部环境感知能力,通过资源构造行动,实现机会识别;生产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产销协同效应,提升组织资源获取能力,通过资源激活行动,实现机会利用;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利益共生效应,提升组织价值重构能力,通过资源撬动行为,实现机会迭代。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有助于丰富数字化转型和机会开发相关研究,也为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战略联盟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下驱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囿于自身内部资源和转型能力不足,企业数字化转型容易陷入转型难的困境,基于合作关系的战略联盟能否助力企业突破这一困境,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基于战略联盟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如何利用战略联盟来驱动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显著驱动数字化转型,并且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会强化这一驱动效果。作用路径检验发现,战略联盟有助于企业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增强数字化投资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进而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联盟合作模式、联盟合作对象为企业和政府部门、联盟合作内容涵盖数字技术,均有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与其他企业相比,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高科技企业和地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最后,战略联盟通过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不仅丰富战略联盟和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传统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定且充足的外源性融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9—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并将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动因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是传统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样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与传统金融是互补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金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发挥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低金融错配、高生产效率和高创新水平的优质企业中,而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则更具普惠性。因此,要在筑牢传统金融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互补作用,从而协同服务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且上述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据资本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数字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集聚时，应协调地区间的数字产业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及数据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弱；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构建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制造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企业作为人工智能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59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组织外部竞争和内部生产要素视角，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非平衡面板模型，探讨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创新双元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而行业竞争能够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不同子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不仅有助于揭示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还可为企业制定人工智能创新战略提供重要启示。     

政府补贴能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演化博弈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分析

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做大做强制造业、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Hotelling模型,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市场竞争强度下政府补贴力度变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政府补贴能有效激励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但只有达到一定的阈值才会发挥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弱化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且对资金能力较弱的制造企业弱化作用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存在的协同效应能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选择数字化转型策略,但在市场竞争强度较大时,协同效应表现并不明显。     

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战略变革模式选择——基于战略三角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制造企业面临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囿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难以指导管理者实现有效的战略变革。鉴于此,立足战略三角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政府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过往绩效、控股股东性质、市场竞争度与战略变革幅度6项条件对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变革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应依据组织要素特征选择战略变革模式。4种组态能够引致高创新绩效：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国企宜实施回避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民企应实施妥洽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国企宜实施转向式战略变革;非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企业应进行复兴式战略变革。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主导路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采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嵌入式服务化数据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现代服务嵌入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传统服务嵌入仅对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特征,传统制造业和成长期企业能够从服务化转型中获益更多。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主要通过调整企业要素结构和优化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企业创新表现。其中,创新要素投入和探索性创新是主要作用渠道。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根据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可为中国制造业扩大创新优势、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