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一个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近年来,微创新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是相关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整合创新生态系统3个层面六大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18个微创新案例为样本,探讨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企业微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企业高微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3条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即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用户驱动型、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与用户参与驱动型,以及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组织学习与领先用户驱动型。此外,非高微创新驱动路径仅有一条,且与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机会识别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微创新的3个组态及非高微创新一个组态中,说明机会识别能力对企业微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科学的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对中国内地31省份医药制造业的QCA分析

基于科学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强的活力,正成为21世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摇篮。选择医药制造业作为科学产业的典型案例,以我国内地31个省份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经济、科学、技术、政策条件对科学产业发展绩效的联动效应及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制药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前因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制药业高绩效的多样化组态;存在驱动制药业高水平绩效的3条路径,分别是科学与技术双元主导驱动型、经济主导逻辑下的科学与政策驱动型以及经济主导逻辑下的技术与政策驱动型;存在导致制药业非高水平绩效的两条路径,且这两个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即非经济水平和非科学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我国科学产业发展背后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本质的理性认识,并为基于科学的产业成长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因素识别、组态构型与突围路径——基于fsQCA的多因素组态分析

当前,疫情突发、制裁频发及逆全球化问题使外部环境日趋不稳定,科技企业孵化器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其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如何转型升级,成为学界与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数据挖掘与QCA分析法,探究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的关键因素与组态构型,提出后疫情时代科技企业孵化器突围发展的路径选择。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绩效受政策倾斜、科技创新、孵化器规模等外部因素以及资金、人才、技术及关系服务等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②科技企业高孵化绩效存在资源、产业、创新及综合驱动4种组态构型;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可转型为资源驱动型孵化器,又可发展为技术驱动型孵化器,也可优化为产业驱动型孵化器,还可升级为综合驱动型孵化器。     

数字化转型、环境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fsQCA的组态效应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环境-技术-组织”三重条件出发,用fsQCA方法对我国A股已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多因并发性,并且存在多条有效路径;（2）制造企业高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有3条,根据核心条件的不同,将其归纳总结为“技术变革推动型”“环境因素驱动型”“全因素导向型”;（3）制造业企业非高绿色创新水平存在1条“被动求生型”路径。文章从组态视角进行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为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路径参考。     

数字化情境下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组态效应研究——基于TOE框架的fsQCA分析

在颇具挑战性的数字化时代,用户成为企业获取持续创新优势的重要源泉,如何激发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成为企业创新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TOE框架,采用fsQCA方法,分析数字技术应用、产品技术创新、组织职能协调、用户创新能力、同侪竞争效应和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组态效应及相互关系。通过对93家用户参与产品创新企业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存在市场驱动型、驱动市场型和数字驱动型3种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条件组态,具有多重并发性,遵循殊途同归原则;在企业开展用户参与产品创新过程中,用户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应用两个前因条件相对重要;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条件组态与非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条件组态存在因果非对称性。     

国家创新系统对经济赶超绩效影响的定性比较分析——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

为评估和揭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NIS)要素之间的耦合联动效应及其对经济赶超的驱动机制,构建了NIS框架下“国家—行业—企业”三个层面创新要素对经济赶超绩效的联动效应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检验了NIS对于经济赶超绩效的组态效应及其路径模式。研究发现：NIS中单一要素对经济赶超绩效的作用有限,存在多因素联动构成的多重等效路径;后发国家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赶超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不可直接借鉴;识别出四类驱动经济赶超绩效的创新路径：即以短周期多样性技术为特色的技术跟随型路径、以本地化技术出口拉动的价值嵌入型路径、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极核创新路径、综合实力突出的多元对抗型路径;存在三条制约经济赶超绩效的路径,分别是资金抑制型、路径锁定型、价值依赖型三种类型,侧面说明科技自立自强对于技术持续追赶和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意义。研究结果可以为后发国家识别技术拐点,根据发展阶段调整优化国家创新系统结构,以实现可持续的技术赶超和经济跨越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路径依赖视角下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领域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突破理论和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模型,构建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模型,结合TOE理论框架,从组态视角构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收集汇总的27份先进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应用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模型,从路径依赖视角探讨组态路径检验结果。研究表明,各维度任意单一前因条件均不能单独促成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关联度和环境适应度在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与其它类型路径相比,突破型组态路径更有可能实现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依赖型组态路径并不能促进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     

市场导向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模型构建与路径分析

基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和驱动力转换介质的分析，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并给出要素的内涵特征及所遵循的准则，阐述了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于系统环境中，并以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化机制是其驱动力转换的重要介质。基础知识突破、企业社会资本积累、产品市场需求、企业创新网络、消费主体意识、市场准入时机及政府政策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模型的重要构成。构建和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必须遵守适合性准则、动态性、干预性及系统性准则，而释放绿色技术创新要素供需信号，促进创新所需要素协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是市场导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     

市场导向、知识搜索与失败学习匹配对朴素式创新的影响

朴素式创新是企业应对资源稀缺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途径。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双元视角,采用fsQCA方法分析反应性市场导向、前瞻性市场导向、本地知识搜索、跨界知识搜索和失败学习5个前因条件的不同组态与朴素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探索驱动朴素式创新的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导致高朴素式创新的组态路径有3条,即由前瞻性市场导向、跨界知识搜索和失败学习构成的先动型,由反应性市场导向、本地知识搜索和跨界知识搜索构成的响应型,由反应性市场导向、前瞻性市场导向和失败学习构成的导向平衡型;导致低朴素式创新的组态路径也有3条,但它们并不是高朴素式创新组态的对立面,高、低朴素式创新组态具有因果非对称性。     

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来自中美两国26家企业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企业开放式创新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其开放式创新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制度与合作环境是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外部环境。选取中美两国26家典型企业,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多重路径。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存在4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美国企业存在两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核心条件均为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当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中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时,开放式创新绩效欠佳;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获取外部技术的主要途径是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长期来看,这并不利于我国开放式创新的持续发展。     

基于扎根理论的企业数字化创新形成路径——一个多案例研究

在全球数字经济进入加速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系统推动我国企业数字化创新，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亟待破解的难题。从数字化创新理论出发，基于康泰医学、广州银行、诺贝尔瓷砖3家企业访谈数据，采用扎根研究和多案例研究方法，借助NVivo12.0软件辅助编码，对数字化创新形成路径进行探析，提炼出驱动因素、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关键活动、数字化创新5个主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数字化创新路径这一核心范畴，进而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形成路径的理论模型。结论拓展和深化了数字经济环境下数字化创新理论研究，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来自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已注册通过的65家科创板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然后利用fsQCA方法探讨创新效率提升的前因条件组合。结果表明,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整体表现欠佳,城市创新创业环境中的政策环境、人才环境和金融支持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产业环境和金融中介市场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补贴和城市研发环境导致企业创新投入冗余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实现路径由政策环境主导型和中介市场主导型构成,城市创新环境失衡、产业环境与金融支持缺失是造成部分企业创新效率相对偏低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外部环境规制对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基于组态视角解释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的内在逻辑和路径,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科创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