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绿色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均正向调节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关系。     

跨国企业母国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高管国际化背景与企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全球背景下,我国跨国公司国际化创新发展需要国内创新资源支撑,但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国际创新资源对跨国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基于国际化创新内外双循环格局,选取2010—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Tobit回归探究母国企业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母国企业创新网络规模正向影响国际化创新,而高管国际化和企业数字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对我国跨国企业利用国内技术创新资源构建国际化创新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是在宏观政策上,政府要加强国内创新网络建设以支撑企业国际化创新发展;二是在跨国企业内部,要重视国际化人才引进和企业内部数字化建设,通过积累国际化创新人力资源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吸收,并为创新效率提升奠定数字化基础。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近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工艺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进而考察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组合的并行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得出: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具有正向传导作用;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绿色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主要是由市场型环境规制所决定,只有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越过特定门槛值时,两种环境规制的组合才能引致绿色创新的最大效应发挥.提出适度加大命令型环境规制执法力度,尤其要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践时应优先考虑绿色工艺创新;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期实现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目的 .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智能化促进了区域绿色转型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在数字经济快速扩张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基于中国区域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探究中国各区域产业智能化水平及其异质性结构,并将环境规制异质门槛纳入产业智能化驱动区域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框架,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异质门槛下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区域产业智能化水平整体上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区域异质性显著。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强度的环境规制水平显著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大并超过门槛值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激发了产业智能化的驱动效应,进而显著推动区域绿色转型。研究为探索区域数字化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提供有效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

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和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倒逼"效应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挤出"效应体现在迎合政府和机会主义,在控制内生性、排除干扰性因素、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资源基础较强时,排污收费对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但环保补助不存在这一现象;排污收费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成果的产出,而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产出。本文发现了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对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微观证据,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绿色创新是关系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本文从宏观层面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以我国的30个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东中西部)探索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以及认识东、中、西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整体来看,环境规制正向显著影响绿色创新,金融发展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不显著,人力资本对绿色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正向显著影响绿色创新,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不显著。人力资本对绿色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从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三方面向政府宏观管理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驱动区域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有待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检验。本文围绕产品和工艺创新,选用我国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影响不显著,对绿色工艺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开采洗选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在行业分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2)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