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影响的研究——海归高管团队和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创新是中国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必然途径。如何持续促进国际化创新呢？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高管心理韧性这一心理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整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研究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的影响,选取2012—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结论表明：(1)高管心理韧性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国际化创新;(2)海归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和供应链集中度的创新集聚效应对此均有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事件冲击放大了高管心理韧性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揭示出高管心理素质因素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作用,并探明其边界条件,为我国跨国企业加强高管心理建设以推动国际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跨国企业母国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高管国际化背景与企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全球背景下,我国跨国公司国际化创新发展需要国内创新资源支撑,但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国际创新资源对跨国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基于国际化创新内外双循环格局,选取2010—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Tobit回归探究母国企业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母国企业创新网络规模正向影响国际化创新,而高管国际化和企业数字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对我国跨国企业利用国内技术创新资源构建国际化创新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是在宏观政策上,政府要加强国内创新网络建设以支撑企业国际化创新发展;二是在跨国企业内部,要重视国际化人才引进和企业内部数字化建设,通过积累国际化创新人力资源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吸收,并为创新效率提升奠定数字化基础。     

国际化双元效应有利于提升中国跨国企业创新绩效吗——东道国管制制度调节视角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呈现明显的探索与利用兼顾的双元特征。为研究两种国际化活动平衡与联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组织双元理论和制度理论出发，通过对403个中国跨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分层回归发现：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资源在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中的分配越均衡，两种国际化活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东道国管制制度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随着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提升，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增强。研究结论可为利用性国际化和探索性国际化理论划分提供实证证据，丰富并细化制度理论在国际化领域的应用研究，对我国跨国企业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国际化双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认知制度与规范制度双调节视角

为探讨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双元理论和制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627个中国跨国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东道国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对上述关系起积极调节作用。经过实证检验发现，相较于平衡维度，国际化双元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相较于认知制度，规范制度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可为双元理论与制度理论提供实证依据，并为我国跨国企业管理提供实践参考。     

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绿色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均正向调节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关系。     

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东道国制度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国际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成长战略,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尚为缺乏。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东道国制度水平对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效应,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丰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证据。     

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

国际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成长战略，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尚为缺乏。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东道国制度水平对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效应，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丰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证据。     

QFII对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

基于2007-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创新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深入探讨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QFII持股与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以及创新投入在QFII持股与企业价值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QFII持股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另外,QFII持股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在两者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最后,提出政府和企业应重视QFII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吸引QFII投资。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风险投资介入与创业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风险投资的介入对其国际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文章基于资源基础观、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了风险投资影响创业企业国际化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特质与创业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并以我国300家高科技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1)风险投资介入不仅能够开拓创业企业国际化的广度,而且也能加强创业企业国际化的深度;(2)不同特质的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存在差异,有外资背景的、行业专长高的或采取联合投资策略的风险投资机构有利于创业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拓展和渗透.文章不仅拓展了现有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而且对创业企业的国际化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化领导力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SEM与fsQCA方法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和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各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绿色组织认同的传导作用和数字化威胁的调节作用。为更好地理解变量间统计关系和集合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38份问卷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的4个维度均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4个维度与绿色创新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威胁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组织认同间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数字化威胁调节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得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9种前因构型。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因素影响效应研究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平衡的必然途径。基于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探究企业绿色创新因素影响效应,将249家生产型企业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作用不显著;政策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工艺创新都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组织冗余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作用不显著;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国际化战略实施、公司治理与中小企业商业模式转型

中小企业国际化扩张会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产生何种影响？中小企业公司治理能否有效解决商业模式转型中的代理问题？基于资源依赖和公司治理视角,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研究发现：①从短期看,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对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抑制作用。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国际化环境下获得的资源对商业模式转型存在积极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②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消极作用,高管持股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具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③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由管理者自利行为引发的代理问题,公司监督能力越强,商业模式转型程度越大;④国际化战略实施和公司治理间的强化作用不显著。     

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企业双元绿色创新：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而从CEO领导行为视角探讨企业绿色创新形成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论文整合高阶理论和双元理论,剖析了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154家制造业企业的CEO和高层管理者的两阶段匹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中介上述影响过程;同时,企业规模是影响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作用发挥的边界条件,即在企业规模较大时,CEO绿色变革型领导通过前瞻型环境战略影响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